以下文章內容由「世代懺悔錄：香港前途考古札記」提供，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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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卅四至卅七
丁友光：中共會不會收回香港
本港在這幾個月內，由於左派製造動亂，使香港市民人心惶惶，很多人都有中共要收回香港的疑慮。本文針對此問題，根據可靠資料，進行客觀的分析。結論是：我們不要為謠言所恫嚇，不作不必要的緊張，因為，中共暫時不會收回香港。
香港事件發生之後，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中共中央委員），於五月十五日向英國政府提出了「外交部」的五項要求。在這以後，香港左翼教條主義報紙，配合左翼「鬥委會」的活動，展開了猛烈的宣傳攻勢，大肆製造混亂現象，甚至違背「人民日報」的社論精神，公然提倡武鬥，及非左翼教條主義陣線的老百姓，帶來了一定的精神威脅。
那些刊載過「黑幫分子」的文章的所謂香港左翼「正統」報紙，以及那些以黃色小說和黃色架步廣告「掛帥」而自命為「革命」的報紙，在最近一個月內，利用中國大陸反英集會的事件，以及廣深線列車上的反英標語，大肆渲染中共要採取「解放香港」的行動，要派解放軍過深圳橋來，從而給香港籠罩上恐怖的氣氛。許多平時不大注意政治問題，對中國大陸實際情況缺乏了解的人，因這種恐怖氣氛的威脅，感到徬徨不安，甚至打算重新找一個「世外桃源」。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覺得非常必要根據我們所掌握的中共資料，對當前香港的局勢進行冷靜客觀的分析，以澄清一些大家所密切注意的問題，例如：中共對香港的基本政策，中共是否要對香港採取軍事上的行動。
—中共暫無收回香港的意圖—
這一個多月來，北京的「人民日報」，就香港事件發表了兩篇評論員的文章，即五月二十五日的「英帝國主義在玩火」和六月十三日的「組成浩浩蕩蕩的反應抗暴」；此外，於六月三日發表了一篇題為「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的社論。
從這三篇東西，我們大體上可以就中共對於香港的基本政策有所了解。以最早發表的「英帝國主義在玩火」而言，他除了要求英國政府答覆中共提出的「五項要求」，叫喊「血債血還」一類的老調之外，絕無表示要收回香港的意向。值得一提的是，這篇評論曾經提到：「向英帝國主義進行總清算的日子，是一定要到來的。」香港左翼教條主義報紙以這句話為幌子，大喊中共就要收回香港，這是很可笑的行徑。事實上「人民日報」評論員所說的「向英帝國主義進行總清算的日子，是一定要到來的」，恰恰意味中共並不急於要收回香港；換句話說，在中共當局看來，「向英帝國主義進行總清算」，不是馬上要辦的、而是將來才要辦的事。假若中共當局要改變過去對香港的穩重政策，立刻採取收回香港的行動，「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便這樣寫了：「向英帝國主義進行總清算的日子到來了！」或者這樣寫：「向英帝國主義進行總清算，是時候了！」然而「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卻沒有這樣寫，這不是表明中共暫時沒有改變香港社會制度的願望嗎？
再以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而言，它雖比「英帝國主義再玩火」一文的用詞稍為激烈一點，但是它仍然沒有什麼對香港採取新的行動的內容。這篇社論號召香港左翼人士組成反應陣線「勇猛地向着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他說：「不管英帝國主義目前在香港多麼囂張，多麼猖狂，只要香港的外國同胞進一步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結成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展開波瀾壯闊的反帝群眾運動，就能夠形成一個真正的革命的銅牆鐵壁，這是應帝國主義所絕對打不破的。」這段話表明中共當局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而不是當事人的立場，給予香港左翼人士一定的鼓勵，但沒有暗示要收回香港的意圖。
六月三日的社論，號召香港左翼人士，要在工人和青年學生中，進行深入的組織工作，並通過他們「採取一切可能的行動，向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發動強大的反擊」；不過社論所強調的香港左翼人士的中心工作，不是什麼「武鬥」，而是「大張旗鼓地，千軍萬馬地揭發和宣傳英帝國主義一百年來在香港犯下的滔天罪行」，以使「香港的同胞」，「徹底地認清侵略成性的英帝國主義的反動腐朽的本質」。
總而言之，人民日報「六‧三」社論以及其它兩篇文章，顯示中共當局暫時不會採取行動收回香港，它祇是要求香港的左翼分子，主要在宣傳工作方面進行反英的鬥爭。
另一方面，從中共暫時的經濟、政治利益去衡量，中共當局沒有立即收回香港的必要，因為：
(1) 香港是中共爭取外匯的重要城市，它使中共每年獲得了約二十三億港幣的外匯；(2) 香港是中共進行對外貿易的重要基地，它可以通過香港售出大量的外匯，也可以通過香港直接或間接向加拿大、澳洲購買糧食；(3) 蘇聯對中共停止技術設備援助之後，香港成為中共向西方購買技術設備及其相應資料的中心站之一；(4) 香港是向海外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前哨站；(5) 香港是中共搜集西方國家及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情報的重要城市。
—並無「升級鬥爭的姿態」—
香港左翼教條主義報紙，一再強調他們要向香港英國當局進行「升級鬥爭」，並且一再表示有七億人民「作後盾」。可是，到目前為止，中共當局並無擺出「升級鬥爭」的姿態，這有下列事實作根據：
第一、中國大陸沒有普遍的、十分熱烈的反英集會。
中國外交部的五項要求提出後，北京於五月十八日舉行了一個反英集會。參加這個集會的「群眾」，僅有十萬人，在北京來說，這是小規模的集會。與北京過去舉行的反美帝、反蘇修、援越抗美等集會相比較，它顯然遜色得多。
在這個集會上亮相的中共高級負責幹部，有周恩來、陳伯達、陳毅、謝富治、廖承志、羅貴波等，在會上講話的，是中央政治局排名最後（第25 ）的謝富治，被它地位高得多的周恩來、陳伯達、陳毅，特別是周恩來並未發表講話。此外，參加這個集會的解放軍高級將領，只有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店北京衛戌區司令員傅崇碧附送的。從這些情況看，中共當局似乎無意在政治上、軍事上給英國當局太大的壓力，以避免將中英外交關係推向過分極端的路上。
我們還要特別指出，北京的「五・一八」集會之後，上海、廣州、哈爾濱、拉薩等地，曾舉行了類似的反應集會，可是他們遠沒有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的集會那麼熱烈和隆重，他們給人的印象是「過場」性質的。假若中共當局要擺出對英國「升級鬥爭」的姿態，實是輕而易舉，至少他會發動各大中城市進行連續性的反英示威遊行。因為：(1)目前各城市的高等院校沒有上課，中等學校學生無書可讀，他們盡可能把示威遊行當政治課或者作為「副業」來幹；(2)各地紅衛兵不停地發生嚴重武鬥事件（「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立即制止武鬥」的社論），中共當局可以反應示威遊行轉移他們的視線，減少武鬥；(3)大陸的各階層人民，早已熟練遊行示威，叫口號寫標語的一套「硬功夫」，中共當局只要一聲令下，要他們每天吃飽飯上街遊行，以叫喊反英口號代替完成生產任務，看來他們不會不樂意接受。然而，中共當局卻避免這樣做。
第二、「人民日報」有意冷淡香港事件的氣氛。
受毛澤東集團控制而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不可避免地對香港事件作了連續報道。不過，「人民日報」的報道，要比香港左翼教條主義報紙差勁得多；而且它的報道中心，在於「講話」、「二月提綱」、「五・一六通知」、「座談會紀要」等所謂「國內重大問題」，而非香港事件。
值得注意的，香港左翼教條主義報紙，極力渲染所謂香港英國當局殘酷迫害「愛國同胞」，每天刊載了大批的有關圖片。「人民日報」卻沒有採取一致的步調。據我們的初步統計，從五月十五日以來，「人民日報」刊登過二章關於「香港事件」的圖片，一張是所謂「愛國同胞」在香港警察的囚車上高呼口號，另一張則是中共稱為「愛國同胞」的人手拉手在香港中區叫喊口號，有關香港英國當局的什麼「殘酷毆打愛國同胞」的照片，「人民日報」從沒有刊登過。
我們知道，前幾年，中共在莫斯科的留學生赴斯大林墳墓獻花受蘇聯警察毆打時，「人民日報」刊登了不少有關留蘇學生流血、蘇聯警察毆打留蘇學生的照片。中共當局還特地將受傷學生送回北京飛機場，讓北京的人「親睹」所謂的「血淋淋的事實」，以便激起人民強烈的反蘇情緒。
假若中共當局要擺出對應「升級鬥爭」的姿態，中共當局盡可利用「人民日報」大量刊登所謂「愛國同胞」受港英當局「迫害」的照片，甚至可以把在香港與警察發生衝突時受傷的工人、銀行職員，送回深圳、廣州或北京，來一個「戲劇性」的表演。
中共當局之未能採取這些措施，無非是避免大陸「革命造反派」激烈過分的反應情緒，避免「革命造反派」強調「解放香港」的問題，把自己夾於尷尬的境地。
第三、與香港問題有特別關係的中央負責人保持緘默。
五月十五日以來，中共的高級負責幹部，就香港事件發表講話的，只有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北京市委革命委員會」主任委員謝富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德（前北京市代理市長），以及陳毅。前兩個人與中共的外交工作無關；陳毅對香港事件發表的談話，是在阿富汗駐北京大使館的宴會上，而談話的內容不脫「一切嚴重後果，必須由英國政府承擔」的老調。這三個人的出場講話，給人的印象只是為了應付「革命派」，而不是真正要與英國當局開展什麼嚴重的針鋒相對的鬥爭。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當局不僅沒有讓主管外交工作的陳毅（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事辦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長），在反英集會上正式發表有關香港事件的講話，同時「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一直保持緘默。誰都曉得，周恩來是中共外交問題最高的、最重要的決策人之一，他在「外交戰線」上不自然了多少起，反美的、反蘇的演講作了不知多少次，唯獨沒有就目前的香港事件演一齣戲。人們也許不禁要問，為什麼當一九五六年九龍騷亂事件發生時，周恩來兩次約見英國駐北京代辦歐念儒，向英國政府提出抗議；今天，香港左翼教條主義報紙一再叫喊「祖國七億人民作我們的後盾」的時候，周恩來卻保持緘默？這個問題不難理解，因為目前中國大陸處於大動亂的非常時期（即所謂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基本解決後的大變革時期），處於「造反派」要「不斷革命」的時期，不讓「國家」的發言人和外交部的最高負責人，就香港事件發表強硬的講話，一方面是為了避免「造反派」的過分激烈的反英情緒，另一方面則避免嚇跑了敏感的香港英國官方人士和外國資產階級。
這裏還要一提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在五月二十二日召見英國代辦時的談話，在用詞方面十分慎重。羅貴波說「英國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對香港中國居民的迫害，並且對中國外交部聲明中的五點要求迅速作出答覆」。他之所以不使用「立即答覆」，甚至「全部接受」、「無條件地接受」的詞句，顯然是與中共當局暫時不對英國政府採取「升級鬥爭」的策略有關。
—解放軍暫不會過深圳橋—
過去一些日子裏，香港居民有這麼一個疑問：「解放軍會不會很快過深圳橋來？」現在，事實已經擺得很明白，中共暫時沒有收回香港的意圖，亦沒有作出對英國「升級鬥爭」的姿態；既然如此，派遣解放軍到香港來，自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事。
解放軍過不過橋來，決定於兩個因素，一個是中共對香港的基本政策；一個是中共武裝部隊內部的團結鞏固與否。前一個問題無需再加討論，後一個問題我們有加以說明的必要。
根據我們所掌握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內部材料，以及各地紅衛兵的報紙，中共的中央一級軍事領導機關以及各地的武裝部隊，目前處於比較混亂的狀態中。作為軍事統帥的林彪，儘管控制了中央軍委會，並在相當程度上掌握了解放軍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與極少數的地方軍區（如濟南軍區）。可是林彪對解放軍各軍種司令部，特別是空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裝甲司令部的控制，還有一些困難。至於地方軍區，林彪集團的控制力就更差了。
由於中共傳統的軍事體制的影響，地方軍區往往與中央分局或地方黨委結成有機的一體（地方軍區的第一政委或委員，絕大多數為中央分局或地方黨委第一書記），因此當毛林集團要解決地方黨委的奪權問題時，便嚴重地牽連到地方軍區領導權問題。有些地方軍區負責人，因歷史的關係和利害關係，與地方黨委（或中央分局）負責人串聯一起，抵制毛林集團，形成「獨立王國」的軍事割據局面（如成都軍區與西南局、四川省委）。
在這種動亂的局面下，無論集團所直接掌握的軍隊，一方面要應付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地方軍區，以及紅衛兵的武鬥，一方面要擔負繁重的備戰任務（如烏蘇里江地區與台灣海峽的戒備工作）；這樣，毛林集團很難在國內的局勢仍然十分混亂之下，輕易對香港採取軍事上的行動。
在說，長期與香港英國駐軍對峙的廣州部隊（即廣州軍區，主要是廣東省軍區駐守惠陽地區的四十二軍），目前的情況十分混亂，有些軍隊人員在廣東「省革聯」控制的「廣州日報」發表文章，支持「省革聯」對廣東省委的奪權；有些軍隊人員則在「南方日報」發表公開信，反對「省革聯」，聲言要「重新奪權」。廣州軍區負責人要應付軍隊內部的武鬥，紅衛兵與軍隊的武鬥，已經忙得不可開交，這樣，似難考慮對香港的軍事行動。
—香港居民應注意兩個問題—
我們前面一再強調，中共當局暫時沒有「解放香港」的意圖，沒有對英升級鬥爭的姿態。香港居民只要對這些事實有所認識，相信都會冷靜下來，不再為謠言所恫嚇，不再作不必要的緊張。
不過，今後香港左翼教條主義報紙，相信仍會發動新的宣傳攻勢，以阻撓局勢的安定。面對這種挑戰，香港居民應該而且一定會注意到下列兩個問題：
第一、從「人民日報」有關的文章看，香港的五月騷動，與中共有關的中央部門，沒有什麼直接的、密切的關係，中共當局對香港左翼分子的「左」傾盲動主義，未給予實際的熱情支持，因此香港的局勢暫時不會有太大惡化。香港的左翼教條主義報紙，特別是那些以黃色小說和黃色架步廣告「掛帥」的報紙，儘管擺出中國共產黨「發言人」的姿態，但他們絕對不能代表中共當局，他們的言論常常歪曲了「人民日報」社論和評論員文章的精神，香港的居民應該提高識別能力，不要上當。
第二、廣州至深圳的列車，寫有「解放香港」的標語，這是中國大陸「造反派」所講的，中共中央或中共「政府」從來沒有提出「解放香港」的口號。香港居民應該了解，「革命造反派」並不代表中國共產黨或中國共產黨的「政府」，「革命造反派」的某些激烈的反英行動或反英口號，不是中共對香港基本政策的反映，因此對於大陸「革命造反派」的某些行動，我們不必去理會，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中共中央與中共「國務院」的真正態度。目前，中國大陸的社會秩序雖然較為混亂，但中共當局如何解決香港問題，一定會經過中共中央的有關會議討論。對上海的安平事件的處理問題，中共尚且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解放香港」這樣嚴重的問題，是不會任由「造反派」盲幹，中共高級負責人中，還是有頭腦冷靜的人。
附註：中共向英國政府提出的五項要求為：一、立即接受香港中國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當要求；二、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三、立即釋放全體被捕人員；四、懲辦這一血腥暴行的兇手，向受害者道歉，並賠償一切損失；五、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
一九六七．六．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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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月刊》第二卷第八期(1967年8月)
香港騷動與香港前途 — 文化界人士座談會
召集：「明報月刊」編輯部
出席者：丁望、王世瑜、衣其、周青、胡菊人、高雄、項莊、簡而清、戴天（筆劃序）
紀錄：陸離
日期：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
那應該不是一次很正式的座談會，因為大部分出席者原來是為相見而來，為談笑而來。每一個人，每一句話，差不多都是帶著笑容講出來的。座談者的面上沒有恐懼，沒有皺眉，儘管消息傳來，灣仔已經封鎖，而且入夜之後，除了的士，就在沒有別的路上交通工具了。香港依然在不安之中。
這本來也應該是一次十分正式的座談會，因為出席者沒有一個，不是由「明報月刊」編輯部邀請而來。而撥冗光臨的出席者，也百分之百的確是在百忙中抽空前來參加的。所以儘管每一個人每一句話都是一邊笑著一邊講出來，其實句句笑談，都十分嚴肅。
這次座談會，「明報月刊」是召集人，但也只是召集人而已，座談會中所講的一切，並不代表「明報月刊」的意見。同時，每一位出席者的發言，也只是代表他本人作為香港市民一分子對此次騷動的看法，並不代表個人的工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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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菊人：到底香港的左派分子，是否真如一般人所說，他們是陶鑄派？抑或是劉鄧派？究竟他們為什麼要搞起這場騷動？
丁望：許多人都說，香港左翼陣線的領導人，是「劉鄧派」 「陶鑄派」，是「陶鑄的親信幹部」。這種說法與事實不大相符。據我所知，香港的地位，在中國內部組織的編制中，相當於「中央直轄市」，即香港的地位與上海、北京或廣東平行，因此香港左翼機構領導人大多由中央有關部門直接委派，如作為國家機構的新華社、南洋商業銀行（中國人民銀行的海外機構），以及作為公私合營的中國銀行的主要負責人的任免，不與廣東省為發生直接關係。有人提到，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某負責人是東江縱隊出身，因此認為他們是陶鑄的親信幹部，這種說法自然站不住腳。東江縱隊是「解放」前，廣東的一支地方武裝部隊，這支隊伍的主要領導幹部尹林平、楊康華、曾生（尹為江西人，長期在廣東搞地下工作，楊、曾為廣東地方幹部）等，在陶鑄（湖南人，南下幹部）主持反地方主義運動時，遭受很大打擊，以後亦一直遭受以陶鑄、趙紫陽為首的南下幹部的排斥。至於劉少奇系統的幹部，主要以「一二・九」「民先隊」及原「北方局」幹部為核心。鄧小平系統幹部則以原「一二九師」和「第二野戰軍」幹部為基礎，劉鄧向來並不插手香港的具體工作。
在我看來，香港的左翼領導人，既非劉鄧系幹部，他們的「左」傾盲動主義又未獲毛林集團的實際支持，所以他們在孤立無援之下，走向了失敗的道路。
戴天：剛才丁望先生引述了許多詳盡的資料，證明香港的左派分子與劉鄧派無關，這是知歷史淵源、組織系統而得的結論，極有見地和價值。但我以為：香港的左派分子，在本質上是劉鄧派，這可由他們的生活態度得知。至少，他們會在某些看法上與劉鄧派吻合或趨向劉鄧派。因此，為這個理由，也許是別的理由，他們就發動了這次暴亂。
胡菊人：我也認為，一般人之所以說他們是劉鄧派，並非是指他們與劉少奇及鄧小平兩人的關係而言，而是指香港左派分子的生活方式而言。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毛林派口口聲聲說要打倒「黨內走資產階級道路的當權派」，所謂走資產階級道路，就某一方面來說，也就是指的生活方式。香港左派分子，他們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就了這麼些年，他們平日的生活作風，顯然不是目前的紅衛兵所能放過的，如果在大陸，他們必然會成為被清算的對象。
據我個人的看法，這次騷動顯然與文化大革命有關。文化大革命是「轟轟烈烈」的奪權運動，也是「波瀾壯闊」的「改造靈魂」的運動，香港的左派分子，無論如何是不能置身事外的。假若他們「按兵不動」，第一，他們可能被大陸當局召回清算，或在將來要受清算。第二，大陸的文化大革命，致力宣揚毛澤東思想的戰無不勝的威力，要「造反」、要「革命」，香港左派不得不表現他們對毛澤東思想的忠心，不得不表現他們的「革命積極性」。第三，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陸幾乎每人都捲入了戰鬥的漩渦裏，因為你不清算別人，別人就清算你，不鬥爭就是被鬥爭，是以，香港左派也不得不鬥爭。而鬥爭港英是最聰明的辦法，因為在自己陣營內可彼此免鬥，又可團結一字，對付所謂「英帝國主義」。鬥爭港英，如果他們取得勝利，他們認為可以給中共「立功」，將在澳門一樣，這是積極的一面。如果此積極目標不能達到，他們可以得到消極性一面的好處，即可藉此表現他們是毛澤東的擁護者，因宣揚毛澤東思想而「受迫害」，希望藉此取得中共的同情與支持。在「受迫害」的藉口下，當然不會被召回大陸清算，因為他們要為「反迫害」而「戰鬥」呀！
簡而清：從種種跡象看，中共顯然未有直接指揮這次「暴亂」。「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是說要他們自己去鬥爭，說這是「香港愛國同胞」的事。據我看，除上面菊人兄的分析外，尚有一點我想補充的，就是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直至今日還不知鹿死誰手，而香港左派又勢不能不有所行動。造成鬥爭「港英」的形勢，他們自己可以「鬥」而待變。因為在鬥爭「港英」的口號下，他們可以避免一個非常尷尬而又逼切的問題，即是：他們可以掩飾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歸向何派的立場。他們這次鬥爭，故非大陸上毛林被鬥劉鄧派，又非劉鄧派鬥毛林派，而是鬥「港英」，將來文化大革命無論是毛林派勝，或劉鄧派餘，對他們都有利。不然的話，假定他們現在歸向毛林派，萬一劉鄧派勝了又怎麼辦？如果他們站在劉鄧一邊，也發生同樣的問題。對外鬥爭，真是最好的「錦囊妙計」了。
衣其：我就不明白，其實「人民日報」社論很早對香港事件所表現的態度就非常之弱，何以此地的左報，一有「人民日報」寫輪出現，提及了香港，就要出號外，大叫大嚷呢？
丁望：那是因為他們不懂中共的實情，以為中共會幫他們，自然要出號外了。其實解放軍哪會說來就來？
目前中共的軍事形勢構思於一九五九年前壞得多。在它的北線，面臨着蘇聯外貝加爾軍區、土耳其斯坦軍區、西伯利亞軍區和遠東軍區的軍事威脅（當然還包括「蒙修」的騷擾）；它的南線，與越南、泰國、緬甸針鋒相對；它的西線，需要防備印度的襲擊；它的東線，隨時要對台灣、沖繩作戒備工作。現在中共的兵力，至少有四分之一，用於從烏蘇里江到阿爾泰山的邊線戒備工作，其他各線的兵力亦不少。由於沿海與邊境的駐軍，均有繁重的戒備任務，中共實在抽調不出什麼機動部隊對付香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知不會輕易對香港採取軍事冒險行動。假若中共向香港英軍開戰，中共只能派出駐守沙頭角、深圳、淡水【HKCT註：惠州淡水】一帶的四十二軍參戰。廈門、汕頭、湛江、海南島的駐軍，因要防備「敵方」包括美軍與台灣軍隊）的登陸，無法抽出部隊參加對香港的戰鬥。內陸的軍區（如武漢軍區）亦不能給予四十二軍實際的支援，因為中共與英軍開戰後，很快即由進攻戰轉為防禦戰，武漢軍區的兵力要用於堵阻敵方逼進華中的重工業基地。總而言之，中共與英軍開戰是不可想像的。中共領導人除非全都發瘋了，否則是不會對香港採取軍事冒險行動的。
中共用於對付香港英軍的兵力有五萬人（一軍），而香港的英軍的兵力只相當於一個師，所以如果開戰，中共方面是處於主動地位。不過，駐守新加坡的英軍（原來的任務是對付印尼）五萬人，可以在三天內抵達香港參戰，這些人抵達香港後，戰爭即由防禦轉入進攻。在援兵抵達香港之前，新加坡英軍空軍可在戰事發生後二小時半飛抵香港參加戰鬥，或越過香港上空到中國大陸轟炸，換句話說，中共空軍對香港的制空權不會超過二小時半。
中共一旦與英軍開戰，打的是現代化戰爭，「人民戰爭」的理論是行不通的。從海、陸、空軍的裝備與素質來說，中共無法與英美相較量。至於核子武器，中共也還落後於英美。中共現有的導彈基地，只具備短程導彈，因此受中共核子危險的只有印度、緬甸、泰國、越南、台灣等，英美本土並不受波及。假如中共使用核武器，沖繩的美軍導彈基地便可以中程導彈發射核彈，攻擊哈爾濱、蘭州、成都、昆明、廣州圓弧內的地區。王世瑜：當然不會來的，來了也沒有多大作用。就像澳門一樣，他們是不會來的；從香港的地位看澳門事件，我們可以篤定樂觀。至於北京方面的表示，也只不過是照例的公文而已，多叫幾百次抗議，也只是抗議而已，嚇不了人。
衣其：他們口口聲聲總是說，大陸怎麼愛護老百姓，如果中共真是這麼愛護老百姓，當年我們還逃到香港來幹麼？大陸是絕不會為老百姓出兵的，也不會為幹部出兵。
項莊：新華社又怎麼了呢？奇怪，看最近的報導，新華社與此地的左報，好像分了家啦？
衣其：是呀，大陸的抗議總是只提「新華社某某記者，及其他愛國報紙記者多人」，或者就是， 「我新華社，什麼什麼？」，香港的左報，不但連記者的高姓大名沒有，就連報紙的大名也沒有，你說多慘呀！大陸根本就不把此地的左爆，當是自己人。本來，此地的大公、文匯一直就是修正主義的，很有問題，中共又不敢得罪英國人，香港的左派份子焉得不失敗？
王世瑜：怪只怪香港的左報，走的是聲色犬馬路線，而且以黃色小說和黃色架步廣告掛帥，中共怎好意思拿來宣揚呢？
丁望：「人民日報」就從來也沒有發過一張香港警察毆打暴徒的照片。由這件小事看，就可以大大放心了。其實北京政府，聰明得不得了，才不會亂來呢。
衣其：聰明？是哪一派聰明？毛林？還是劉鄧？
丁望：不管是哪一派，都不會像香港左派分子這麼傻。
衣其：他們總是死口堅持說中共會來，就只怕如果中共真的來了，也是先鬥香港左派分子，鬥完他們再鬥我們。如果這次騷動他們真能團結工人，也不會一敗至此，由此證明他們既無理想，亦無目的，只是要搞一大番，大叫「港英必敗」，但到底港英如何才叫做「敗」，只怕連他們自己也矇查查呢。
王世瑜：換句話說，他們既要鬥倒港英，又要與四百萬市民為敵到底，如此不得人心，其不失敗，那才怪哩！
簡而清：他們不能團結群眾，原是意料中事。香港既是富人的安樂窩，也是窮人的安樂窩。誰不想在這裡吃一口安樂飯？誰樂意回大陸去過「幸福的」生活？他們被捕之後沒有一個是挺起胸膛的，個個都是垂頭喪氣的！
衣其：這次騷動，很多文人，都表現得很好。有些平時不大喜歡對政治發表意見的，這一次也出生了。
高雄：譬如簡而清兄，我平時已經很佩服他多才多藝，這次難得他一反玩世不恭的態度，也在專欄裡勇敢而嚴正的講話了，真是難得，佩服佩服。作為一個報人或文人，主要的任務是反映社會大多數人的意見，同時對他們提供事實的真相，許多人都這樣做了。
項莊：我想我們今晚的談話應該把重心多放在以後怎麼樣。香港騷動事件的來龍去脈之類，大家平時在報章也說的夠多了，不如多講講香港騷動之後，應如何善後吧。譬如鬥委們、左報們，香港政府以及香港居民應如何對付他們？那許多失業工人、迷途學生，又因當如何安置他們？
高雄：是的，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將來怎樣才是最重要的是。此次騷動，實際影響不可謂不大。有人以為：如果事件到此為止，沒有更不幸的變化，則此次騷動無疑是為香港政府以及香港居民敲響重大的一次警鐘。向來大部分人目光均極短小，以為香港千年萬代都是這個樣子的，至今方知原來不是，香港其實有很多問題。現在，騷動之後，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更多了。譬如失業問題，自是比以前更要嚴重，因為失業的人數多了，投資的人又跑了很多，資金外流，只怕香港一時不可能重現以前的繁榮！現在，不是我們大家對香港沒有信心，而是有錢佬對香港沒有信心，紛紛到外地投資，反正新加坡歡迎他們，台灣也歡迎他們。報載至今已有二一多港幣外流，其實數目可能尚不止此。無論如何，大家應該同心合力，使香港恢復繁榮。這次騷動讓大部分香港人看清楚真相，只怕他們事後又會十分善忘，很快就忘記香港是一個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的地方了。
項莊：有些投資是搬不走的。投資不一定是金錢。在這裡置了業，起了工廠，買了機器，就一時搬不動了。
簡而清：我卻並不如何悲觀。因為資金走了又會再來。投資的人，原就是最投機的，只要香港安定，自然會再投資。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當初你也在香港投資，我也在香港投資，慢慢在香港投資的利潤就少了，大家投得就沒有那麼多那麼快了，因為差不多飽和了。現在投資的人少了，投資的利潤就大了。何況投資者原都帶著冒險成分，好像賭博一樣。我就不相信，以資本家們一向的精明敏銳不會嗅到香港以後發展的可能性。我相信那些資金是一定會再回來的。我對香港的確十分樂觀，這也是我至今不走的原因。
項莊：目前，騷動過後，長期的投資，大概不可能了。短期的投資，倒是很有可能的。
高雄：游資是會回來，卻要待香港長期安定之後。那就得看，香港人大家合不合作，努力不努力了。
衣其：還有一個更樂觀的看法，看中共內部一兩年內會不會大變。如果中共內部大變，香港就安定了。能捱過兩年慘淡，將來一定好轉，是絕對有把握的。
戴天：如此說來，香港的前途，與中國的前途，是息息相關的了。
高雄：這次騷動事件，要不是中共內部如此亂，危險性就大得多。
項莊：話又說回來，如果中共內部不是如此亂，只怕香港根本就不會有騷動哩。
衣其：當初壞就壞在澳門那邊騷動成功，香港這邊的左派份子眼見得逞，如何能不動心？
高雄：如果反過來是香港先搞，澳門大概就不會馬上染色。左派份子在香港也不會如此硬起來。本來，大凡搞騷動，應該先文後武才是，哪有暴動失敗之後才罷工罷市的？先武後文，不是明明白白告訴別人，陣腳已亂嗎？
簡而清：還有一點很奇怪，你說「澳葡」，可以。說「港英」，香港市民可沒有這個感覺。實情如此而大嚷打倒港英，又焉得不失敗呢？
項莊：而且港英根本就不是帝國主義，差不多全部香港居民都寧願港英留在香港。左派人士就是喜歡胡亂用名詞，以造成人們的條件反射。
衣其：當時澳門事件，香港報紙也多是同情左派的。葡國人處理這種事情，似乎是比英國差遠了。英國是該柔的時候柔，該剛的時候剛。葡國兵呢，不問情由即開槍亂放，這當然要惹人反感。如今香港卻是到了忍無可忍之時，才用武力的。
王世瑜：這次政府確是處理得十分不錯，而且極得人心，連警察、交通工友與市民間的一些成見，也因此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好轉。去年的天星事件，就比較差勁，如果左派去年乘著天星事件就搞騷動，只怕情勢會大大不同了。
衣其：如果左派去年乘天星事件搞騷動，香港人的同情心可能會放在示威者的身上。不過話又說回來，去年大陸文化大革命，雖然已然開始，却未這般如火如荼，香港左派分子自然就沒有理由搞騷動了。別以為那些過慣自由生活豪華生活的鬥委們這次很樂意搞騷動，他們也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得不如此的！他們基本上亦不想問大陸，更不願香港變色。
周青：香港的左派分子，據有些人估計，大約有四十萬哩！
簡而清：據過去的估計，香港的左派人士大概有三十萬。當然這三十萬是包括了同路人，或者在左派機構的任職者，而不是單指真正左傾人士。現在看來，不可能有這樣多了。
項莊：這大概是妻子兒女也算在內了。當初大概就是不清楚，香港左派人士到底是多是少，香港當局所以不敢輕舉妄動。後來由民意才知道，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不是左傾，這才採取主動平亂。
胡菊人：由日本一家雜誌的分析，香港這次騷動是決計搞不起來的。該刊估計，香港人中，左派人士約有四十萬(也是把親人以及同情者包括在內)，另有一部分香港人則是親台的。其餘的大多數香港人都是「生活派」，對「生活派」人士，任何煽動都沒法把他們鼓動起來的。
衣其：「生活派」這個名詞很好。香港人就是這樣，但求吃一口安樂飯。他們在暴亂中可能不安，卻是鎮靜的。他們不安，是因為暴亂妨礙了他們的生活和享樂，但要他們也參加暴亂騷動，那可比登天還難。
高雄：香港可說是全世界最大的唐人街，也是所有「個人主義」的大集中營。香港人的個人主義，當然不是政治協商的個人主義，而是每個人自己顧自己之謂。但正因為如此，無形中有了穩定力量，左派中有二三十萬人，無論如何也動搖不了幾百萬人的「散漫之風」的力量。問題就在於人人都自己顧自己，根本沒空理會你。所以這次可說是，左派一向以組織群眾起家，如今卻失敗在一群毫無組織的人手裡，這群人，不但毫無組織，甚至想組織也很難組織起來，只知吃飯、生活和享樂。殊不知，也為其這樣，共產主義的細菌才不容易，在這樣的社會裡發酵起來。
胡菊人：這話很有道理。共產主義能夠發酵，不過是利用社會上貧富懸殊的不滿，鼓吹窮人仇視富人，起而鬥之，搞到大家一樣窮。目前香港的貧富懸殊雖然也很大，但基本上在衣食住行方面，無論多窮，總不會匱乏。不管你入息如何微博，你一樣吃得飽，穿得好，有戲看，有咖啡館坐，抽煙也可以抽與富人同樣的牌子。在香港，富人與窮人區別只在於豪華與不豪華，而不在於有與無。在大陸就不同了，什麼級的幹部抽什麼煙，都分得清清楚楚，又沒有生活自由，如果要數不滿，大陸的人民才更多不滿的。何況香港不但有生活自由、言論自由、閱讀自由、享樂自由等等，甚至有競爭的自由，只要你努力，不管你出身如何寒微，也可以有出人頭地的一日，資本主義社會，本來就是這樣的，當然，香港的所謂資本主義距理想尚遠。
衣其：實在，如果有人，尤其是由大陸走出來的，住在香港，而覺得香港不好的話，他大概今生今世也不能再找到另一個可以令他滿意的地方了。可見左派人士，除了生性多事之外，這次搞風搞雨，真是給「文化大革命」逼出來的。他們難道不愛香港？可能比我們還要喜歡香港。
項莊：本來，香港存亡，最大影響是民意。今日香港三軍總司令就會發表言論說，香港居民應助香港軍警防衛香港。即是說，香港居民的民心，原是保衛香港的第一戰線。
衣其：香港一向是太安定了，幾百萬人的大城市，幾千人暴動，本來不是大事，但就由於香港一向太安定，太幸福，這個警鐘響響也好。人太多，一定有很多福利問題，無法盡善盡美，以後，香港在這方面，必須改善，再改善。工作環境、子女教育、廉價醫藥之類都要繼續改善。香港雖然沒有吃不飽的窮人，但設法讓所有香港人生活的更好，再好，那也是應該努力的事。過去香港工人的每日勞動時間，是太長了。工資酬勞，是太低了，與歐美勞動薪金相比，可說是不人道。這是首要改進的。
王世瑜：香港的勞資問題，向來是最典型的。如果經過這次騷動還不趕快醒覺改進，香港的太平不可持，香港的繁榮，亦難望維持久遠。因為工人階級在工業化的香港，應該是中堅分子。騷動之後才關心他們，本來已經遲了。
衣其兄說的很對，事實上，美國已向社會主義化的資本主義邁進，這可以從政府的抽稅，以及對工人們的福利、醫藥、失業、養老等措施得見。歐洲的許多國家，如瑞士、瑞典等國，甚至修正了的南斯拉夫，也都走向這條路線。
戴天：這次的暴動是對香港人的教育，活生生的教育，不管對左右派均是如此。對左派而言，他們會知道「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也者，恰好就戰敗了。同時他們也不免會反省和思索，到底為什麼會戰敗？如果他們理智未泯，一定會在心底，對毛澤東思想有所懷疑。對於右派而言，也一定可以更加堅定信仰自由、民主的決心。譬比如菊人兄剛才說，香港人的貧富懸殊並非很遠，但實際上仍然有懸殊。特別是某些特權階級與一般的平民大眾。只不過，要解決類此的問題，並非要壓抑，而是要提高，因為人都有權過舒適安定的生活。
簡而清：還有必須一提的是報紙的問題。此次佐報肆意濫用言論自由，辱罵，香港政府、警察、工友及一切不支持他們的人。他們倡言要吊死戴麟趾、生劏白皮豬，造謠、誹謗、恐嚇、煽動、鼓吹，應有盡有，如果都可以平安無事，以後在香港辦報紙，是否別人也可以照樣肆意胡來的呢？
衣其：這個問題值得討論。騷動期間左派報紙太放肆了。手上拿著一張左報，如果你問我，香港有沒有法律，我一定會回答沒有！
項莊：港報輿論曾有人討論封查左報，但我以為如果封了，他們可以再出。大公報以前就給封過一次。頂多以後再出之時換過一個名字就是了。衣其：那天電台訪問，高雄先生也不贊成封鎖報。
高雄：何必封它呢？讓它自己銷路大跌，又沒有廣告，不久自然會自行自己封自己的。頂多以後又在出過第二份。反正，你封它，它會再出，你不封他，它倒閉了還是要再出。橫豎會再出，又何必麻煩封他，然後又讓他像那次「銀都戲院」被封一樣，說什麼「今天不重開，明日一定重開。明日不重開，將來一定重開。」何必呢？本來，香港法律如毛，要控告人隨時可以控告。以前對某些報紙也曾經根據法律控告他們的督印人、編輯，吊銷牌照、沒收一萬元保證金之類，又何必封他們，因為多此一舉。
項莊：不封他們也好，封了，反而使它們在一些無知的左派人士心中，成了烈士英雄。
高雄：很多工人、學生，他們都是只看左派報紙，不看自由報紙的。雖然很多工人看左派報也只看副刊小說。但偶然看看新聞版，影響也不可謂不大。我認為看左報需要兩個條件：一、身心健全；二、頭腦清楚。一般左派工人學生，身體可能強壯之極，而左傾思想已深，如何會頭腦清楚，以及心理健全呢？
衣其：本來，報紙造謠、恐嚇、煽動、人身攻擊、藐視法庭，就可以控告了。一般人身攻擊，譬如罵人做漢奸或是走狗，是可以控告誹謗罪名的，因為那已涉及私人的道德問題。譬如他們預先做定一個電版，臨時在機房換放，讓讀者以為「明報」也有一個「鬥委會」，這種偷偷摸摸的做法固然幼稚，若要控告那位搗亂者，罪名是很嚴重的。
簡而清：無論怎樣，左派報紙這次的大標題，譬如戴麟趾離港赴英之日，「XX夜報」大標題月： 「周恩來下令戴麟趾離境」。或者說什麼「你戴麟趾這樣就走啦？這是絕對辦不到的」等類口吻。又說要捉戴麟趾回來公審等等，都大大超出言論自由的限度。不過我也並不堅持必定要封。這次騷動，如何善後，才是最重要的問題。譬如，左派的失業工人如何安置，一般人都不敢僱用他們，他們很多有妻子見女，數口之家，此後如何生活呢？生活無著落，又是否會重新鋌而走險呢？
王世瑜：這確是善後的首要問題，政府應該有所措施，予以解決。不過我認為，對於造成這次不幸的罪魁禍首，實應採取主動的態度，予以徹底的「鬥臭」，以維持法紀，否則，非但法律受到嚴重的挑戰，而且也難保以後不會再發生類似的騷亂。對於那些專事造謠、恐嚇、煽動、誹謗、視法紀如無物的左派報紙，我認為應該予以嚴厲的懲罰，雖然不一定封它。以法律對付他們，我相信一定收效，因為，他們也是「怕得要命」的。
衣其：香港目前的失業工人，人數到底有多少？
周青：七千人左右吧。
衣其：也不算多了。我本來以為還要多呢。
胡菊人：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除了香港失業工人的問題外，左派學生受此次騷動影響，卻無疑比左派工人更慘。工人或者可以轉行做其他事，或者設法在左派機構中工作，但左派學生呢？他們被迫放棄會考，自絕出路，以後如何在社會立足？如何做人？他們少說也有幾千人，以至上萬吧？他們除非自動返回大陸，否則將來怎樣適應香港才好呢？
假定他們在這社會斷絕了一切出路和機會，終是社會的一個亂源。我想官校應該設法收容他們。其他私立、津貼、補助各校大概不敢收容，政府就該想辦法，特別撥出一些官校來給他們一條出路。他們好在還年輕，是不難改變過來的。起碼對他們必讀先開放門戶，他們願不願意來，是其次的問題。
項莊：是的，最佳方法，應該是疏導他們，而不是閉塞他們、趕絕他們。他們不願被疏導，才另作打算。工人、學生都是一樣，對於工人，可以藉開發大嶼山，建立另一個衛星城市，由政府自己僱用失業工人，也許，左派工人就不必面臨大量失業的危機了。如果他們有能力，還可以把大嶼山發展得好過香港。總之必須由積極方面着想，由積極方面著手。
簡而清：還有教育問題，也需同時注意。香港未能施行強迫教育，是很落後的一回事。中學不能強迫施行，小學也得強迫，事不宜遲了。許多錯誤，許多過失，本由無知做成。
戴天：事實上香港並非十全十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香港應該有所改進才是。英國人也許以為，他們可以放棄殖民地，這便是Fair Play了。其實不然，他們的放棄是消極的，反而害了香港人。他們應該不隨便「放棄」，還要「灌溉」和「扶植」，用他們的自由民主傳統，積極的培養香港市民做獨立自主、明辨是非的人。任何把香港問題看做孤立事件的觀點都是不智的。香港的問題取決於未來的中國大陸，國際局勢也頗有影响。而唯一對香港不能置喙的，反而是居住在香港的四百萬中國人，這豈不是極大的諷刺？所以，香港的問題，如果拋除外來的因素不談，實在即是香港人的問題。假定香港人對香港問題毫不關心，從不解決，一切方案都將多餘，我們今日在此的談話也就全無價值了。
簡而清：香港政府對付這次騷動事件，態度效果極良好，是必須一讚的。當初人們總是嫌他懦弱，過分容忍，殊不知當初香港政府不知香港居民民意如何，怎樣輕舉妄動？待民意一表示清楚，香港政府的態度就不同了。再說，香港民意乃保衛香港之第一戰線，信焉。
丁望：這次香港政府對付左派，據聞原是未雨綢繆的。他們有兩個政治顧問，可說是中共專家， 「文化大革命」之前入過大陸，對大陸的政治情形、經濟情形，都相當清楚。何以會有文化大革命，他們也明白。他們清楚知道中共是不會亂用兵的。事實上，這次騷動也的確不是由中共發起，事件發生後，中共也並未大力支持。單看滋事者一個大陸手榴彈也沒有，就可以明白。英國就是由於知彼知己，這才對付這批騷動者對付得這麼鎮定而有力。
項莊：而且，澳門變色之前，香港政府一早已派人去看清楚，一早研究好將來香港左派搞事之時應如何應對的了。
丁望：主要是英國了解大陸真的亂得厲害。正是兩派當前人生死存亡的關頭，哪有空閒對外用兵？
胡菊人：香港左派人士常說香港政府壓制他們學習毛澤東思想。其實香港試過最多閱讀自由的地方，怎會壓制任何人私下學習什麼思想？他們在大會堂宣揚毛澤東思想的盛會也開過許多次。這次他們拼命說，港英「壓制」他們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有意激起大陸方面的反應。
高雄：最近大家有沒有注意兩件怪事？一件是紅衛兵要鬥臭英駐北京代辦時，中共被警察手拉手圍護英大使館，壓制紅衛兵，不許他們造英國的反。這是不是千古奇聞？在香港左派人士列隊到督轅請願、示威時，警察手拉手保護督轅，左報說這是「血腥鎮壓」。現在連北京的警察也「血腥鎮壓」紅衛兵了，他們卻一字不提！還有第二件怪事，沙頭角事件之後，中共一直沒有出面支持滋事民兵，最近並且派了軍隊到邊境去，禁止當地民兵鬧亂子，這又是不是天方夜談？
衣其：邊界事件顯然不是中共主使的，一如香港騷動事件不是中共主使一樣。也許是有些香港左派人士逃到那邊去，故意煽動，也許是當地民兵自己多事，故意搞風搞雨，算是支持一下港共，其實都是與中共旨意大大相違的。不過，當事件闖出來了，北京當局不得不發表一些言論而已。
縱觀此次香港騷亂事件，左派人士可以分作四種。第一種是為了一己利益，怕被拉回去清算，就發動此次騷動，他們是罪魁，最為可恨。第二種是比較年輕無知的，如部分左派工人、大部分左派學生，他們受毒已深，以為此次騷動是左派對，香港錯，這種人，不可恨，卻可憐。第三種是受了恐嚇，不得不參加的，他們是可憫。第四種人，卻是看風駛𢃇，以為左派勢大，連忙參加，或貪圖小利，置仁義於不顧，這第四種人，就最可卑了。這是左派方面可恨、可憐、可憫、可卑的四種人。香港人方面呢，因此引起不安或怕的要逃往別處的，原是正常表現，可以不提。有兩種香港人，卻最要不得。第一種人是對中共存有幻想的，或希望他們會成功，或以為即使他們成功了也沒有什麼不好，這第一種人不是無知，就是幼稚。第二種人，卻更要不得，他們不是希望左派成功，而是以為左派一定會成功，以為中共一定會來，這種人，最討厭，就是患了所謂恐共病。
胡菊人：對中共存幻想，或太害怕中共的人，都是患了左傾幼稚病。他們以為中共有核爆，有建設，就了不起，殊不知國家之本在於民。人民生活舒適，安居樂業，民富而後國富，才是最主要的。國家強大不強大，只是其次的事。人民叫苦連天，國家再強大又有甚麼用呢？事實上時至今日，極端的民族主義，已是很落伍的了。發展下去，只怕會變成變相的新帝國主義。現在大國小國，在某種程度上說，都是平等的，在「聯合國」都有發言權。自己國家過得舒舒服服，縱然很小，縱然沒有核爆，別人也一樣尊敬你，佩服你。只要人民幸福，國家小些又有甚麼關係呢？民為先，國為次，沒有人民，根本就投有國家。怎能甚麼都拿「國家」「民族」來嚇人，自己的人民如搞到吃不飽，穿不好，連最起碼的幸福也沒有！人民不幸福，國家又焉能幸福呢！
恐共病的人，總以左派一定會勝利為出發，於是在騷動期間內就一聲不出，明哲保身，且為這樣將來即使中共來了，自己投有反對過它，或者甚至帶過它，就可自沒事了。存有這種幻想的人，是最幼稚的。他們實在太不明白中共了。不明白在中共政權統治下的生活是怎樣的。
簡而清：香港人有一個錯誤觀念，以為什麼人來統治，只要做順民，就平安無事。他們百多年過慣了殖民地生活，三年零八個月又淪陷日本，讓日本人統治過，可說做順民已成習慣，以為誰統治都是一樣，循規蹈矩就成了。
項莊：是呀，很多人以為，只要不動，就沒事。「我係做生意嘅，邊個來都係一樣做生意之馬。」
簡而清：人們以為不管誰統治香港，做個順民頂多生活差一些，決不會死。誰知中共到來，就必然大家都死。每一個人都會給鬥垮鬥死。他們就是要永遠鬥爭，剩下兩個人也要你鬥我，我鬥你，鬥個死活。
王世瑜：在中共統治下，也許永遠無罪的，就只有毛澤東一人。而在「毛語錄」裡所提到的，全都是叫人如何去破壞、鬥爭，卻沒有教人如何去建設、創造更好的世界，雖然也描繪了一個美好的願景，但那也只是遠景而已，至於如何切實的去實現，用什麼方法去實現，卻隻字不提，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就是所謂「偉大的空話」，騙騙人而已！向中共的「文化大革命」，舊的是破除了，新的卻未見創立，有的只是一本毛語錄，僅此而已！香港的騷動也如是，鬥敗了港英，又如何呢？市民們不知道，大概鬥委老爺們，也不知道！香港人經過這次教訓，應該清醒過來了！
高雄：其實一個人活了這麼大把年紀，怎麼會沒犯錯誤呢？幾十年，前言不對後語，也是很平常的事。何況毛澤東思想是並無思想體系的，只是文字流暢，節奏分明，聽來相當悅耳。分別看還可以，不會有大錯，全看矛盾就多了。有些字句，根本既籠統又模糊，自己可以用，敵人也可以用。還有呢，「毛語錄」舊版本就有過稱讚劉少奇的話，新版本卻都刪去了。以毛思去批判毛思，只怕連毛澤東本人也犯錯誤了！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知要鬧到什麼時候，如此下去，下一代的技術水平，我看最少將倒退五十年。下一代中國人，可能什麼也不懂，只懂毛語錄了！
胡菊人：他們也有自知之明。所以這次「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規定，不許碰科技人才，現在的科學技術人員大概還沒問題吧。
簡而清：但他們也會老死的呀。將來接班人沒有了，怎麼辦？假如因為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現代化要落後五十年，中共就是歷史罪人。
衣其：再談回香港問題吧，此次事件香港的正義交通工友們，真是可敬！尤其是巴士電車的司機，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為市民服務，平時他們薪金本就不高，真難得他們能在危難的時候，堅定不屈。文天祥說「士窮節乃見」，巴士電車工友們，真乃正義之人也。
胡菊人：這就是為什麼大家都說，此次騷動，對香港可能也有好處。很多本來可以再改善的事，現在一一看清。譬如交通工友以及勞動階級，必須再提高生活水平，設法加薪，增加福利保障等。巴士工人最近也增加了薪金。經此一役，香港人的警覺性也應說相應提高，明白了個人自己的事，與整個社會是息息相關的。這樣人們就不會在自私自利。私人生活十分個人主義是可以的，但面對整個社會的時候就不能自私自利。如果這次騷動果真能使香港人醒覺過來，那正應了毛澤東的話：「被敵人反對是好事，不是壞事。」如此次騷動平安無事，香港安定下來，香港自身的潛力是一定會在半年一年之內馬上恢復過來的。其實，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問題，都有困難，騷動暴動更是司空見慣，香港過去不過是太安定而已。我深信游資是一定會回來的。資本家們到別地投資，慢慢一定會發覺，香港還是安如磐石。
項莊：平定之後，也許香港可以考慮一下政制問題了。
胡菊人：其實，英國也早就放棄了過去的殖民地思想了。殖民地已差不多全部獨立，英國甚至曾撥款一千六百萬鎊，幫助尼日利亞建設。英國早已是沒有資格算得上是帝國主義國家了。左派人士亂用名詞，煽動無知群眾，其實，目前英國「日不沒國」的地位早已不存在，要放棄香港，根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他們這次不放棄香港，是由於太了解中共，同時，香港是不能孤立起來看的，因為香港，事實上也不單單只是英國殖民地那麼簡單，它的重要性是國際性的。
衣其：事實上，香港保持自由，對中共更有好處。
胡菊人：中共一直說，香港是中國的領土，其實經濟上他更寧願香港維持現狀。在大陸上，根本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開放為自由貿易港，有人說中共將要開放上海天津，以代替香港，根本是無稽之談。如果這樣，中共真是修正的太厲害了。
衣其：為了面子，中共卻一直都把香港新聞當成國內新聞廣播。有一次我聽大陸電台，收「世界新聞」想聽聽一點，關於香港的事，聽沒聽去也聽不到，正在奇怪，原來他們報告國內新聞時，香港就給包括在內了。但中共也是最現實的，他們甚至連新界也不想收回，遑論收回香港！人們這次常問中共會不會收回香港，這個問題再無聊也沒有了。
簡而清：丁望兄最初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中共防蒙修、蘇修，防印度，防越南美軍，防台，更重要過對付香港，何況香港對它有利。項莊兄在他那本小冊子(按：指「香港的前途」)裏說越南的美軍主要用來對付中共，也是很有道理的，幾時見過區區小仗，要派那麼多大軍？而且死了十幾個人，又大嚷傷亡慘重。美國不會這樣傻，四五十萬兵還不够，還要再加十萬。
衣其：聞說最近北越反毛也反得很厲害。中共是越來越少知己了。越南美軍增兵，中共北越不和，香港就更穩定。
項莊：最近以色列打勝仗，香港也託庇不少。可見世界問題，真是經常牽一髮而動全身。
高雄：還有台灣，最近對香港同胞也好像大為眷顧起來了。他們一方面歡迎香港同胞到台灣投資，那固然是另有作用。另一方面，最近聞說香港食無豬，用無水，也大運生豬前來，而且說可以運水來香港了。這是何道理？香港暴動了兩個多月，現在才說支持香港居民，也是奇怪。
本刊編輯部：現在時間已經很晚了。很多謝各位在百忙中，在動亂中，也撥冗來參加這次座談會。今晚大家對香港前途，均充滿信心，我們深信只要每一個人香港人都從此醒覺，共同努力，香港是一定會很快再繁榮起來的。讓我們人人以此自勉。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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