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雜誌 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６日第３２５期
（部分寫法按現時流行寫法更正之，餘同；原稿有許多只有開引號無關引號之處，予以保留）
路透社記者格雷筆下的北京噩夢記
從廣州到北京及被軟禁情景
文／南來客
前英國路透社派駐北京記者安東尼·格雷，在一九六七年香港發生暴亂時，由於中共報復香港政府判處一個新華社記者入獄，遂把格雷軟禁在北京寓所，歷時二年，始被釋放返英。
格雷返國後，對在大陸上的遭遇，一直守口如瓶，不允向外透露，直到最近，他著述的一本「北京人質」面世，這才把經過和盤托出。由於格雷是個記者，下筆自然比較生動，所述事實，看來也相當真實而不含成見。
－情知不妙想走不能走－
這本書開頭時，敘述他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傍晚，眼看北京的紅衛兵可能對他不利，「情知不妙」之餘，到中國旅行社去訂飛機票，急於離開大陸的情形。他敘述當時經過是：
「我想訂一張去廣州的飛機票。」
「你的名字？」
「安東尼·格雷。」
「沒有空位。」
「依我所知，無論哪一班機，都會留下三個空位以備急需的人乘搭的。」
「不，滿座了。」
「那麼下星期如何？」
「滿座了。」
「下個月又如何？」
「滿座了。」
「聖誕節又如何？」
「滿座了。」
「那真是無可奈何了，請你給我訂一個火車位吧。」
「火車也滿座了。」
「難道直到聖誕節都滿座？」
「是的。」
「明年又如何？」
「沒有位子。」
「這怎叫人相信呀？難道一個位子都沒有？」
「格雷先生，你又不是在我們這裡工作，怎知道這許多事情。」
以上就是格雷自述當日到北京長安街的中國旅行社訂票碰釘一問一答的情形。
格雷說，他當時暗想，這樣看來，豈不是要再次投胎才可離開中國大陸？也罷，再試一試，於是他坐車到距離上述旅行社數英里外的民航公司去。剛好在那時，有一德國人在向櫃檯職員交涉訂一張到廣州去的機票。
「到廣州的機位有麼？」
「有的是！」櫃檯職員態度還好，當我把名字寫給對方之後，職員便把名字登記在一本名冊上，還替我換了一張新的機票。
我知道如果中共外交部有密令，就算你可進入機場，也不可能飛出，所以我為安全計，要求職員替我查清楚一點。
這個職員跑了進去，十分鐘後再出來，剛才的態度為之一變，用另一種口吻說，「你預訂的一班機，已取消開航。」他冷冷地用鉛筆在機票上畫了一個「Ｘ」，把它還給我。
格雷說，他這時知道一切完了，也許不久就要下令限制他行動，不准越過以天安門為中心的二十英里半徑吧！
－香港新華社記者被捕－
兩天後，幾百個新華社從業員集中在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門前示威，這些人自此以後，每天手持旗幟標語，向代辦處作波狀示威攻勢，歷時凡一個月之久。
他們要求釋放一個在香港被捕的新華社記者，指責那是「法西斯暴行」。
在此之前一天，新華社那個記者在香港以煽動暴亂罪名被控訴，官命押後一星期再審。
格雷說他已有不吉的預感，知道這次判決，將左右他的命運。
另一方面，英代辦霍普森，也被中共副外長羅貴波召去，向他提出嚴重抗議及警告。
到了七月十七日，香港又再逮捕了兩個親北京的記者，於是示威者包圍英代辦處更緊，有兩個英國外交官員出來接受抗議書時，被人擲以腐爛番茄和石子。
再過兩天，香港法庭判處那個新華社記者罪名成立，入獄兩年。霍普森代辦接到消息後，馬上把格雷叫來，要他暫時住在代辦處，以防示威隊伍向他報復。
不過那已經沒有用了。有一天的中午過後，中共新聞局的紀先生打了個電話來找格雷。
「請你在下午六點鐘到我這裡來。」
「有什麼事嗎？」
「有的，是關於你的工作的問題。」
－初抵廣州到處見毛像－
寫到這裡，格雷卻回頭憶述他調到北京的經過：
「我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由原駐地東德（按：格雷原任路透社駐東柏林特派員，歷時相當長）奉調北京，任務是把當時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向全世界報道。
「過去兩年，我在東歐走來走去，碰上令人興奮的事件一次都沒有，最多是被秘密警察跟蹤了一下子，不過沒有什麼不安感覺。
「但是中共的情況比東歐莫測高深的多，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對中國的文化和語言根本像個未知的世界。
「到了香港，我已有了不安感覺，如果可能，真想從香港直飛東京，或折返倫敦。
「『請通過，格雷先生！』『是的，格雷先生』 『對了，格雷先生』之類，使我覺得自己有不安感，未免過慮了。」
他到了廣州，中國旅行社一個姓陳的人來迎，並安排他搭上了到北京去的火車。
格雷說他在廣州期間，曾經出外瀏覽。他說：
「無論到哪裡，都可見到毛澤東的肖像畫，以及讚美毛澤東的標語，還有就是洪水一般的腳踏車，而穿裙子的女性則一個也未曾見過。
「我又跟隨在一隊兒童的背後，他們雖然是赤足，可是穿了比大人色彩較豐的衣服，擊鑼打鼓，揮動一些旗幟和抬著毛澤東的彩色畫像行進。
－中山紀念堂遇紅衛兵－
「後來我又來到中山紀念堂，在後列找到個座位坐下，前面舞台掛了紅布，正中懸有巨人般的毛澤東彩色畫像，用強烈燈光照射著。
「門外有爆竹燃放聲，接著人們帶著紅色旗杆入場，歡聲雷動。」
「有年輕的紅衛兵走過來問我，你是什麼人？」
格雷說，那個時候，在大陸上的外國人，只有阿爾巴尼亞人是安全的。
格雷說他拼命盡可能用正確的中國發音，說出「英國」兩字，但顯然，對方不懂我說什麼。這個紅衛兵離開一會，又走回來，手裡拿著一個信封，上書半通不通的英文，遞到我的眼和鼻子前面，它的意思是：「喂，同志！你在這裡做什麼呀？」
「我暗叫不妙，看這情況，如果應付不當，可能被捕，幸而後來我走出門外，有一個上了年紀的中國人，用英語和我交談，令我驚奇的是他居然答覆了我的詢問，說這個集會，是為了增產纖維而舉行的，他們並未把我當作間諜。」
格雷接著寫道：「我回到那間史太林式的無柱建築物酒店（他又自加按語：『整間酒店住客只我一人』），打一個電話到路透社香港分社，作為我進入大陸後第一次報道：
「此間（指廣州）的小孩子也舉行輕鬆的示威遊行，而工廠的工人正在舉行集會，號召纖維增產，糧食店滿陳貨物，日用品頗為豐富……。」
「我是到了北京之後才知道上述簡單報道原來轟動世界，那是因為早一天，莫斯科電台剛報道了廣東省一帶發生飢饉，暴動頻生之故。事後新華社的一個編輯曾經向我稱讚，說『那實在是客觀的報道』云云。」
－乘車赴北京沿途所見－
格雷接著記述他搭火車上北京的經過，他說：
「這次火車旅行也令我有了不尋常的體驗，無論是沿途所經各站或車廂內，都有人民解放軍，播音筒幾乎不曾間斷地播出毛語錄和革命歌曲。車上女侍應員身穿白裇衫藍褲，臉帶笑容，在兩小時內奉茶三次之多，茶杯顏色甚美，車上寢床整潔，餐卡的食品也很可口，每次食後，侍應生必請我預點下一頓的菜式（格雷自按：餐單中英文，兩種兼備）。在餐車上用膳的，幾乎都是腰配手槍的軍人，這些人食畢之後，照例必朗誦一段毛語錄焉！
「放眼窗外，一片大地上，許多人都在工作，對於中國人狂熱的肉體勞動，不禁衷心的佩服！
「渡過長江，幾百支煙囪在噴著黑煙，這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地帶，規模可真不小，到了接近北京時，水田上見到不少頭戴紅星軍帽的士兵，相信是人民解放軍對耕作採取了主動的意思。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走了三十八個鐘頭的火車，按照既定時刻，在上午十時三十分駛進設備相當現代化的北京火車站。
「月台上有大量中國人，但有一雙男女是金髮的，他們就是等我來接任的路透社駐北京原任記者巴查夫婦。我們寒暄過後，巴查給我介紹了一個中年而又性格內向的中國人老王，他是我們路透社北京分社僱用、負責開那部福士小房車的司機。
「這個對工作非常熱心的老王，在六個月後被一萬六千個紅衛兵包圍，加上了一切惡毒的罪名，真是恐怖極了。但我不禁要問，還有比老王那樣更衷心熱愛祖國、對自己的政府忠誠的中國人麼？
－對英國人露骨的歧視－
「我到任僅幾個月，便動起離開北京之念頭的原因，是因為受不了精神困擾。我最初在新僑飯店闢室居住，巴查夫婦離開後，我搬到南海十五號二樓他們原住之處，那兒就在北京紫禁城城牆之下，卻想不到後來我在那兒渡過了為期兩年孤獨軟禁生活。
「那個時候，各國駐北京機構不分日夜都被紅衛兵襲擊而感到不安。向大字報採集新聞資料實質上是被禁止的，犯者有被指為間諜的危險，但我要中國人的通譯加以翻譯才曉得大字報的內容，不似日本記者能懂漢字，外貌上又似中國人來得方便，但中共外交部其後發出警告，偽裝中國人也是犯罪。這個警告一經發出，第二天由上午九時起，日本記者群便佔據了國際俱樂部的網球場，這地方平時連貓的影子都沒有的，原來日本記者已改變了策略，在深夜或早上才出動抄大字報，白天則回來這裡拿網球拍，借此以恢復精力也。
「在香港的反英鬥爭達到頂點時，森比亞總統甘達官式訪問北京，中共外交部新聞局邀請了全體駐北京的外國記者，包括日本、西歐和共黨國家的特派員在內，到機場參加歡迎儀式，沒有被邀的，只我一人。
「我當然不甘於這種差別待遇，於是徑自前往，但是被拒於機場之外，只好在候機室隔窗採訪，英國代辦也受到同樣不禮貌待遇，被迫折返。
「當天晚上的歡迎會上，英國人也全被拒，我憤然向外交部新聞局提出交涉，他們給我以石頭般堅硬的答覆，說：『你們自己應該最明白箇中原委。』
「我失去了一切採訪甘達總統的機會，甚至最後發表那份『聯合公報』的原文，也得不到一份。
「鑒於這種露骨的歧視，那時我已決定暫時離開這裡，準備到東京去避避風頭。」
－我聽取了一通軟禁令－
在敘述奉召到中共外交部新聞局的經過時，格雷說：
「英國代辦處一個朋友陪我一起到中共外交部去，我們最初曾想到面臨最壞的事態，那就是他們可能把我當作一個間諜來審訊。
「我暗想，無論怎樣嚴重的處分，也不過是驅逐出境，共黨國家對於不喜歡的外國記者，最拿手好戲是把他趕出境。如果這樣，倒可以安全離開中共，坦白說，我是樂於被驅逐出境的，我真想把這個願望告訴他們。
「在友人被著令離去之後，我走進外交部的應接室，在一張有扶手的椅子坐下來，四個月前，我也是坐在這張椅子上，和態度尚佳的紀先生相對而談。
「不久，兩個官員走進來了，一個是婦人，穿上的服裝，如在街上遇到，實在分不出她是幹什麼職業的，她鼻架眼鏡，圓臉，但是面無笑容。
「她走近我，伸手和我一握，跟在她後面的就是紀先生，也和我握了手，接著，一個男人托著盤子，端上三杯大茶。
「我暗想，既握手，又端茶，很不錯嘛！但不多久，那個似乎是紀先生上司的婦人，打開一片薄紙，朗讀起來，他說中國話我不懂，只好焦急地注視著紀先生，等他開口。果然，她讀一段，紀先生就用他那頗帶牛津口音的英語，譯讀一段。
「這段東西，前文比主文更長，據說在香港反英鬥爭被逮捕事件，是『法西斯的鎮壓』，『七億人民不能坐視』。紀先生一邊讀，一邊意識到他是在上司跟前，所以不斷修正他的聲綫，和偶然用眼望著我。
「……為了這個緣故，中國政府認為有必要對路透社駐北京特派員安東尼·格雷的自由加以限制，從現在起，你要留在現在的住所，不准離開。已發給你的出入境簽證，即日取消，你必須遵守這一決定，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負責。」
格雷接著憶述他聽取了「軟禁令」之後的情景。
「我可以接見朋友麼？」
紀先生和那個上司似的婦人都擺出撲克牌臉孔，良久不答，最後才說：「我們只是把所有必要的要點通知你，你提出的詢問最好自己考慮一下。」
那婦人輕蔑的態度，顯然是不想再和一個已成階下囚的人多說話，離開時既不說再見，更沒有握手。
－監視者留守在庭院中－
離開了應接室，出到外面，等候我者，不是陪我同來的英代辦處那位朋友，而是一個戴眼鏡的矮小中國人，她身穿茶色制服，頭戴公安局員的軍帽，我馬上曉得他是警探之類，他一把拖著我的手，說：「格雷先生，這邊請！」
「先生」這個尊稱，在外交部是被拒用了的，卻想不到在公安局人員口中恢復過來。門外，早有一輛波蘭製的華沙型汽車在等候，不知從哪裡再來了一個公安局人員，把我押在車後廂。
北京的七月炎暑迫人，溫度又高，在此地甫經豪雨，全市經過雨水洗禮，可是人們還在街上列隊遊行示威，使得我們的車子不斷要停駛。
回到南海十五號我的寓所，門外早已設了警崗，有六個公安局人員在等候。那個帶我回來的四眼男子對我說：「請你領我們到你的居室去吧！」
我就回答他：「我不錯是被命禁止出外，但從未聽過當值的士兵可以進入我的房間。」
我這麼說了以後，那男子回頭向他的同僚商量了一陣，然後說：「守衛將留在庭院。」
我再要求：「能不能給我保證，他們不進入我的房間。」
「這個彼此心照吧！」那人說完，迅即離去。
我順利地接通電話，打給英國代辦處，告訴他們我已被拘禁於寓所。大概他們很快地把事情報告了倫敦外交部，當天夕刻，駐倫敦的中共代辦被召，向他提出了抗議。
上述經過是從我的仙力乎手提短波收音機裡聽到的，BBC的海外新聞報告對此有詳細報道，我知道祖國並沒有拋棄我，心情也就比較安靜下來。
－坐困南海十五號二樓－
那是我事後才知道的，在同時，北京和上海方面也有幾個英人被捕，受到監禁，不過他們之中任何一人都沒有受到肉體上的危害。
格雷對此表示意見說：「那大概是最上級的命令，『人質如死，即失去人質的價值。』而我，就是香港逮捕了中共記者的人質。不過無論如何，在文化大革命正厲行全國的當日，他們對人質還採取了這樣精密的計算，也可算得是外交最現實主義的政策。」
格雷又描述了南海十五號二樓——從私寓變成幽禁的羈留所的情景。他說：
「在天階處有公安局派來的兵士二人，他們每天都把椅子移動，這倒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只是由於七月太陽一經升起就熱，上午他們可在東邊避暑，正午則在南，下午在西，而晚上，則移回原來位置。
「這些兵士採三小時一班制，上午九點、正午、下午三點、六點、九點，交班時，從天階及正門進出，那種奇妙的交班風景，我在二樓也可見到或聽到。
「主要交班者雙方以不動姿勢對立，各人一手執紅書——毛語錄也，他們以祈禱似的聲音，朗誦語錄中的某一段。
「有時晚上我從二樓的窗中偷看他們交班，一被發覺，他們立刻將儀式中止，關了電燈，再從懷中取出電筒，向我照射，直到我被迫撤退為止。
「我吃飯的地方在樓下，用膳時不用說是我一個人，但在周圍、窗、窗簾、甚至門隙，我知道有視綫在監視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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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雜誌 １９７１年２月１日第３２６期
路透社記者格雷筆下的北京噩夢記
被紅衛兵鬥爭後幽禁小房中
文／南來客
自從格雷聽取了那道「軟禁令」之後，即在南海十五號開始渡著那漫無限期的幽禁生活，漸漸也就慣了。可幸住在北京的各國朋友，經常都有打電話向他問好，這些朋友裡面，英國人自不待言，還有法國、意大利、東德、波蘭、蘇聯、南斯拉夫、加拿大、瑞典、印度、巴基斯坦人等，如果中共方面有偷聽電話，格雷說：「那麼他們就會發現其中包括有足以刺激他們感情的國籍人在內。」
－排遣寂寞靠電話下棋－
格雷又在他的文章裡說，最能解救他的寂寞的人是英代辦處的職員韋士頓先生【今註：John Weston】，這人就是他被捕之日，陪他上中共外交部的，此君幾乎一定在晚餐後打電話來下西洋棋，辦法是雙方各在電話之旁置一棋盤，將每一棋子編上號碼，然後在電話中互道著法，正如我們中國人下象棋的「馬五平四，車八進一」那類著法，有時棋下得太晚了，便留到第二晚才決勝負。
格雷說：最討厭的是他蓄養的那頭小貓明明，牠似乎不大喜歡主人下棋，所以常常趁他不覺，跳到期盼之上，實行搗亂，他氣憤之下，曾經把明明拋入地窖，不過在被幽禁一個月以後，他和明明之間，卻生出一種奇妙的「友情」。
明明原來的主人就是路透社前任特派員貝查夫婦，相信牠曾得到前任主人、特別是貝查太太的溺愛，所以經常恕不客氣，跑去人睡的床上就寢。貓的自尊心向來比狗強，不一定看主人臉色的，所以牠儘管易主，卻絕不因而有所顧忌。
對於這頭曾經與他共過患難生活的唯一伴侶——小貓明明，格雷回憶說：
「啊呀！紅衛兵闖進來搗亂的晚上，我為什麼不把明明投到鄰家的屋頂讓牠逃生呢？現在，每次當我看見小貓，我就想起明明，心上覺得難過。」
格雷又提到他被軟禁後幾天，寓所裡僱用的中國人的情形。首先是司機老王，他要了兩周假期。反正格雷已不能再出外採訪，汽車司機是沒有工作了，除放假外，還有什麼？不過這個老王，從此不再來見格雷，直到兩年之後，才知道他因神經失常（被清算），進了醫院，生死不明，就算是活著的話，恐也永遠不能再開汽車了！每念及此，甚感悲傷。
他又提到廚子小高、雜役老趙、和洗衣婦阿傅，說這些人因為主人變成階下囚，很難不受連累，相信是公安局有過示意，他們沒有特別事情，也就不敢上樓來看望他。
－一連串事件預兆厄運－
格雷寓所的正門和附近牆壁上，已滿貼了標語，內容不外是：「打倒英帝國主義，支持我政府強硬政策」之類，而到八月間，北京的排外感情，一舉爆發，不可收拾。
首先是八月九日，外蒙大使的座駕車，因為不肯掛上毛澤東照片，便被指為「侮辱毛主席」，放火燒車。大批群眾還到外蒙大使館示威。
接著，印尼大使館一部分也被焚毀，中港邊境的中共軍和港方的啹喀兵也一度對峙，同時，北京政府又就邊境紛爭事件，向印度、緬甸提出強硬抗議。
八月十四日，大連有一條蘇聯船鬧出事件，北京蘇聯大使館被群眾包圍，十七日且被群眾闖入防火。
一些日本商行職員，因為去看大字報，被紅衛兵逮捕，橫加淩辱。八月十八日，意大利商務代表團辦事處被襲，紅衛兵把代表拖出街頭，進行公審。
表面上驟看是紅衛兵和民眾發了瘋，內裡其實是北京上層借此探測國際反應的一種方法。
格雷寫道：「准此，則我這個象徵『英帝國主義』的安東尼·格雷，如能置身事外，豈非奇跡？」
－紅衛兵高呼吊死格雷－
果也，在八月十八日，紅衛兵便動手攪格雷，這天也是紅衛兵史上最重要的日子，逾百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前遊行，接受毛澤東的檢閲。上午十一點左右，格雷的寓所門外，一片人聲鼎沸，在外敲門，格雷從二樓往窗外望，只見街上已擠滿了人，向怒濤一樣。格雷寫道：
「那一剎那間，我全身感到一陣莫可言狀的恐怖。
「……我本能地飛身跑到設有電話的辦公室，拿起電話聽筒撥號碼。——我暗想，如我不通知英代辦處，那末我被襲的事誰會知道。……
「但是無論怎麼撥號碼盤，電話還是沒有回聲，原來電話綫已被切斷。
「這時滿眼紅筋的紅衛兵已走進來，向我包圍。他們喝著：『出去！』也不管電話通或不通，便把聽筒從我手裡奪過，同時連壁上的電話綫也扯了下來。
「無論如何，在這樣周圍的壓力下，我只有被迫步下樓梯，來到天井。
「小小天井裡人多得轉身不動，有人用黑油往我身上塗，毛巾裇、短褲、一路塗落膝頭，白襪、白鞋都變黑了，接著又有人向我背後貼顏色紙條，現在，又有人按著我的頭往下低，並喝著：『向大家謝罪呀！』
「其間，群眾齊聲合唸一些宣傳句語，接著我就被拉上梯級，開始被鬥爭。
「當指揮者做了一個手號，群眾立刻靜默下來，這時一個紅衛兵走出來，把『英帝國主義者格雷』的『罪狀』逐一讀出，每讀一段，群眾歡聲雷動，嘈得簡直聽不到那通譯把罪狀傳給我。
「這種罪狀說來也相當有趣，例如：
「汝在家裡喝酒！
「如對這革命群眾掛在門前的紙老虎冷笑！
「汝在家中徘徊踱步！
「總合說來，他們稱我為『反動的新聞記者格雷』。」
格雷說他被迫要舉起雙腕，其形狀猶如一隻噴射機，也像游泳選手競賽前作狀準備躍入水中前那一副神態，支持了三十分鐘，不只呼吸覺得困難，腰部背部都疼痛不堪。在這同時，紅衛兵又在屋內大肆活動，打字機被拋下地，書籍四散，甚至壁上所掛之畫也難免厄運，那副短波收音機也毀了；不論牆壁、家具，都被塗上中英文的黑油大字。
格雷說：「在那一瞬之間，我的家頓變廢墟。」
其後，紅衛兵把格雷的愛貓用繩縛著，倒掉而下，從二樓吊下來，在格雷面前晃動，意思是說，你也可能和此貓同一命運。
果也，在群眾中有人先用英語高呼：「吊死格雷！」
接著人們就用齊一的發音叫著：
「吊死格雷！」
「吊死格雷！」
「吊死格雷！」
―在小房間內一住兩年―
通譯在人們叫了三聲以後，便傳譯給格雷聽：「格雷，你聽著，我們可以吊死你的，但是……」以下也就給群眾的聲音嘈得聽不見了。接著人們又高叫：「吊死威爾遜！」（按：當時的英首相）
高呼既畢，一個紅衛兵的代表便出來發言：
「你們非法地逮捕我們的新聞記者，又封閉了我們三家報館。」
他的意思是抗議香港英政府最近拘捕了親共記者和停止了親中共報紙出版事件。
好容易「鬥爭大會」完畢，格雷才被押上二樓，接著紅衛兵又在二樓大肆搗亂一番，把所有的東西都塗上黑油。當紅衛兵們任務已告完成後，負責監視各類的公安局人員下令格雷，帶一些隨身物品，搬到樓下的一個小房間居住。
紅衛兵離開時，還通過傳譯，向他傳達命令書。
——你一定要服從衛兵的命令。
——你一定要留在大眾決定的限制區域內（指樓下的小房間），不許越出一步。
——你一定要對室內所貼肖像畫、標語及所寫各種口號加以尊重。
——你以後要一直等待到政府另有命令為止。
他們又說明這個鬥爭大會的參加團體，計有北京第一攝影機械工廠的紅衛兵及其革命的造反派，北京各中小學校的紅衛兵及北京市內全體無產階級組織的代表。
格雷在樓下那小房間住了兩年，他寫道：
「兩年後，我獲准回到二樓，取出以前用以剪報紙的剪刀，赫然發覺刀上有大塊茶色斑塊，那是血跡。
「他們不止把小貓明明吊起，還用這把剪刀去刺牠。」小貓何罪，受此慘刑，思之令人髮指。
—一個無辜老人的罪狀—
格雷不憚重複，花了不少筆墨去評述受僱在路透社北京分社的司機老王的故事。這個故事，不是作為一個英國人在中國大陸的故事，而是一個中國人在中國大陸的遭遇。所以有一述之必要。他寫道：
「在這裡，我不能不一談司機老王的命運：老王在路透社北京分社做了十年，他對工作熱心，汽車也開得不錯；他不懂外國語，待遇也和其他受僱於北京外僑的中國人一樣。
「除了開汽車以外，我從未要求過他替我做另外的事。
「試想這樣一個無罪老人，值得把他拖到一萬五千紅衛兵之前，指為『外國人的奴隸』麼？」
「老王在放假後，大概是九月間，託人來說打算辭職，於是我就辦好必要手續，託廚子給了他兩個月薪水。根本做夢沒想到這個老人會上『鬥爭大會』。
「兩年後我獲釋放，才知道他的遭遇。關於這些經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北京市革命勞動者評議會的機關報有詳細記載。
「原來老王作為一頭『英帝國主義的走狗』，被拖到大球場一萬五千反英、反修正主義的革命勞動者面前受審。這些『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和『由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原來就只懂得向一個毫無能力的老人痛責而不以為恥。
「據說這個反革命的內奸老王被與會者幾度痛打，試想這樣就可增加毛澤東思想的威信和使到帝國主義者和反動主義者受到懲罰麼？
「又據說曾在我處工作的其他中國人，也以證人姿態出現，歷數這個『出賣祖國、做外國人奴隸的王某』罪狀。
「老王的罪狀回溯到他少年時期，實際上這個年紀的人，誰都會經歷過日軍佔領時代和蔣介石政府時代吧！這等於說，他們甚至彈劾到老王的口，曾經吃喝過外國勢力的飲料和食物。
—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他在替日本、美國和蔣介石的利益服務時，已染上狡猾、腐敗、墮落——他喝酒、賭博、吸毒！』
「『……解放後，他為了維持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秘密出售國家財產的燃料，他又改了名字，隱藏過去的履歷，潛入外國機構工作……。』
「我不錯是每日由老王開車在我在北京市內巡遊一次，看看市內有什麼事情發生，那是採訪上必須，駐於北京的外國記者，對此已視同正常功課，不是我的特權。
「看見大字報上繪有醜詆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漫畫，或正在遊行示威的紅衛兵，我也會留步拍照。
「需要停車是我的命令，老王只是服從僱主吩咐而已。
「再說，老王也不過是我的司機，有吩咐時，還要通過通譯。可是他們說：老王協助了英帝間諜格雷收集文化大革命情報，……一遇到有遊行場面，他就減低車速，衝入行列裡，讓間諜格雷有機會攝影及錄音。
「我被鬥爭只是一對二百人，老王則是一對一萬五千人啊！這樣一個老人，如不精神失常才怪哪！而令到一個老人發狂，原來也算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不過，這樣對一個人的罪狀清算，固不止中共文化大革命為然，在東德我也見過許多次，當一個人逃入西柏林後，他一定被歷數由少年期開始的罪狀。不過，文化大革命比較更徹底就是了。一被那個稱為『鬥爭大會』的人民審判起來，就有許多夢想不到的罪狀被列舉出來了。
「鬥爭大會是對反對者的脅迫手段，也是令他們屈服的手段，這是中共創制及完成的一種對思想改造最有效的演出，以剝奪對方抵抗意識為目的。它的過程固不一定是對肉體施以暴力，心裡的威迫，和歷數罪狀，許多時是在監禁狀態中加以實施。
「如果目的只在改造思想，那麼依次是訊問、批判、自我批判、坦白，在那期內，對肉體施行壓力或加以抑制也是事有可能的。
「在這種批鬥大會裡獲得釋放的唯一方法，就是被告發者的自我批判、認罪和在權力面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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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雜誌 １９７１年２月１６日第３２７期
路透社記者格雷筆下的北京噩夢記
英駐北京代辦處被燒毀經過
文／南來客
格雷被紅衛兵幽禁在寓所留下的小房間，過了七十五天不見天日的生活，比起他被軟禁二十六個月的悠長日子，似乎是一段很短時間；但那種難過，和二十六個月所受的長時間精神痛苦相等。他寫道：「要逃走也逃走不了。就算是一個待決死囚，直到他被處死之前為止，他的安全還是獲得保證的，可是我這個房間……。」換句話說，他每分鐘都不安全。
—被囚禁黑房七十五天—
格蕾說，紅衛兵甚至塗黑了小房間的玻璃窗，讓光線透不進房裡，但夕陽西下時，日落的殘光還不多不少透進來，照射到壁上那張毛澤東像的圓臉上。格雷形容毛像作「不可解的微笑」，用我們中國人的講法，就是「似笑非笑」。
格雷說，他真想在這一個「偉大的領袖」鼻下加上一些黑鬍子，但理智叫自己不可如此。當廚子送飯來時，他就打手勢說：「這幅畫像的漿糊似乎脫落，看來快要掉下來了，我想不讓他掉下來，是守衛的義務，所以請你通知守衛設法補救好了。」
果也，守衛接報，飛奔而至，用畫釘把畫像四邊釘牢，之後，他們以無表情的臉孔看了看格雷，而格雷也報以無表情。
格雷說食物非常粗劣，午餐本來不設，是他大發脾氣之後才有了的。
—和霍普森會面廿分鐘—
格雷其後談及他被移到一間比較大的房間，那是他的通譯以前用過的房間，不過所謂大也只是比以前被囚禁的小房間稍為大一點罷了！這次是准許開窗了，可以眺望屋內的院子，洗手間和浴室也可以使用了；雖然裡面也是塗滿了紅衛兵的標語，總算比以前的稍為清潔一點，鏡子也未塗上黑油。
格雷說他被軟禁了二百四十九日，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獲准和英國駐北京外交官員作了二十分鐘的見面。
來看望他的，是英國代辦霍普森爵士，和二等書記官韋斯頓，會見時，有公安局人員在場監視，規定談話要用「標準英語」。（按：恐防公安人員聽不懂也。）
格雷說他從霍普森口中第一次知道英駐北京代辦處被紅衛兵搗毀，但霍普森說：「事態現已好轉。」
「請告訴媽媽我過得很好，不用掛心。」格雷說。
「紅衛兵來襲時，有受過暴力對待麼？」霍普森問。
「這個問題在此時似乎以不談為妙吧？」
「怎麼啦，有忍耐下去的勇氣嗎？」
霍普森不是說笑，因為格雷確需要忍耐下去的勇氣。
—第一次接觸到「異性」—
是年十一月，格雷說他很欣幸地，在被軟禁十五個月以來，第一次嗅到異性的「體臭」，他說：
「這個女人是醫生，雖然嬌小玲瓏，但在我看來，卻有如一位天使。
「女兒身穿皮外套，她命我舉高手，以便把探熱針放入我的腋下。她向我施行這些探熱動作，使我有充分機會接近他，並聞到她身上的味兒。
「在診療中，她的視線一直沒有和我的視線接觸過，這可能因為我是一個反動的外國人嘛！」
「我向通譯查詢診療結果，他說可能是支氣管炎。
「翌年一月，我又覺得不舒服，乃要求看醫生，果也，是月十一日早餐後，那個嬌小的女醫生又帶了通譯出現了。這次她的態度顯然比上次輕鬆得多，相信是受到外交部的指示吧。由於今次沒有守衛在旁，於是我坐起床來向她表示歡迎，這樣也令我可以比較對她的樣貌看得更清楚一點，她還是和以前一樣打扮。
「她用一支大手電筒照我的喉部，由於很接近我，但覺她那柔和的呼吸氣息有如春風般吹來。
「想想看，那悠長的歲月，我是如何地渴望一親異性芳澤，這裡不妨引用一下我的日記裡充滿片面想法的『羅曼斯』。
「我通過通譯詢問我的病狀。她說那是由於天氣乾燥，喉頭有些發炎。她微笑了幾次，張大了那黑眼珠，顯得更美！
「診療既畢，她踱出去守衛的崗亭，和守衛們閒談，我也隨而走出外面散步，只見她又沿石階而下，大概是想離開了，我的腳也不期然地朝向她的地方走，結果，我和她不期然的視線相接觸，我向她作了微笑，果也，她也略張櫻桃小嘴，報我以微笑。（多少有點自我想像吧！）
『她沒有使用被稱為資產階級用品的香水，但也許是女性胴體天然發出的芬芳和沐浴時用過的香皂吧，我閉了眼把她身上發出的香味深深呼吸，並把這芳香直透心坎！』
『我這段日記寫得特別長，她的印象，歷數日而縈繞腦中不散，我雖然自知單戀女醫，事屬荒唐，但當時並不覺得愚蠢。
—向英代辦致最後通牒—
格雷寫到這裡，回筆一述英住北京使館（代辦處）被搗亂及燒毀的經過，他說那是他獲釋後才聽到的：
「英代辦霍普森奉召到中共外交部是八月二十日（一九六七）星期日下午十時半，由中共方面給以最後通牒，要香港英政府在四十八小時以內，全部釋放被捕的香港左派記者，及取消若干份親共報紙的停版令，『否則一切由此而發生的後果，應由英政府負責。』
「而所謂四十八小時的滿期時間，照推算是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十時半。」
英代辦處明知本國政府不會接納這樣的最後通牒，但對此而「發生的一切後果」大感不安。
果然，「一切後果」的前奏曲來的很早，在滿期之日的早上，在英代辦處工作的中國人，包括司機、通譯、廚子、清掃工人、事務員，向代辦提出以下要求：
「英政府應承認錯誤，向北京政府道歉。」
據說霍普森受這班人包圍了三小時之久。
到了下午，超過三百人的示威隊伍，在代辦處正門結集，這時負責守衛代辦處的中共公安局人員，即向英代辦警告，說：「你們要是越出代辦處一步，就算你是外交官，也不能保證生命安全。」
—靜靜地等待暴徒來臨—
代辦處方面也料到這類事態早晚會發生，所以早已準備了相當的糧食和寢具，作出「固守危城」態勢。
示威隊伍的歡呼聲和唸口號的大合唱，由於是用擴音器，所以響徹內外，為了對抗，英方也用了擴音器，大播跳舞音樂。
這時英代辦處一共有二十三個英國人，其中包括有外交官在內的男性十八人，及五名女子，他們之中四個是秘書，一個是外交官夫人。
既然印尼及蘇聯使館也被焚燒掠奪，則英國使館也將遭受同樣對待，也不會是意外事了。
代辦處內，就已經準備了香腸與蔬菜製成的「非常餐」，而外交官的專用房間也變成臨時睡房，到了晚上，為了鼓舞士氣，在大廳舉行電影欣賞會。
通牒期滿的十點半鐘一步一步接近，從窗隙偷窺，外面的示威隊已增加了幾倍，大半是紅衛兵。他們分成幾列，席地而坐，似乎在傾聽頭目的訓示。
十點半，代辦處內的電影欣賞會剛完，頂樓的代辦室裡，霍普森正和他的助手玩橋牌。
偶然往窗外望，只見群眾已越聚越多，霍普森乃放下橋牌，向樓下的人說：「他們來了！」
照新華社在其後的報導，當晚示威隊伍人數達一萬人！
—恐怖有如「拳匪之亂」—
經過霍普森一聲提示，樓下的人即向屋內的安全地帶移動，所謂安全地帶，是指屋內某一角落，出入口全部有鐵門，就像一個巨大的保險庫；在這個房間裡，所有外交上機密文件、暗碼表、及貴重物品，都安放在內，為防範萬一，一切機密文件都可及時燒掉。
群眾們開始以棍棒敲擊大門，發出奇怪聲響，其中亦有人向代辦處內拋擲物品，包括火水罐在內。
可能有些東歐集團的使館曾打算通知霍普森有關上述「緊急事態」，不過早在九十分鐘之前，英代辦處的電話線已被切斷，而外邊早有若干架消防車情況，代辦處附近還特設人民解放軍的臨時指揮所，連電燈、電話線也架設妥當，換句話說，搗亂及燒毁英代辦處，事前早有計劃，連中共上層人物都知道的了。
且說二十三個英國人，在霍普森一聲「他們來了」之後，避入「保險庫」，那時整個代辦處已聽到打碎玻璃或門窗的聲音；為了不引起侵入者的注意，他們熄掉了燈。無線電生向倫敦拍電報告：
「我等正受暴徒襲擊。」
這事使人想起一九零零年北京外國使館被恐怖襲擊的拳匪之亂。
—情勢惡劣冒死奔屋外—
侵入者肆意破壞，越來越興起；當此時也，如果給他們抓住任何一個英國人，這人勢非一命嗚呼不可。
代辦處內已有人放火，甚至「保險庫」的窗戶也已著火，有人正撞擊著鐵門，但是撞不開。
「殺！殺！」有人叫嚷著。
可幸這些英國人之中，沒有一個能懂得「殺」是什麼意思，否則他們會更驚慌吧！
一個代辦處職員事後回憶說：當時有一條喉管從窗外插進來，我相信必是煤油無疑，他們要把我們全體燒熟了！可是一位冷靜的秘書小姐把喉管噴出的液體試一試，說：「不是煤油，是水！」
到底是誰忽然插進水管？這救世主也許永遠成謎，但毫無疑問，那是消防車的喉管。大概他們的基本方針是：燒儘管燒，就是不能出人命。
事後，我聽見有人說，周恩來總理對於這次無法的「連燒帶打」，大為震怒。
消防喉管雖然把水引進來，但防不了煙的侵入，紅衛兵見動不了鐵門，便用其他工具動手鑿牆洞，看來有鑽進來的危險了。
從侵入到那時，已經過了四十五分鐘，再鬧下去，全體勢必被濃煙窒息而死。霍普森認為即使落入紅衛兵手中，也要冒死一逃。
因為機密文件已全部燒光了，大家現在所要做的，就是保全生命，於是打開太平門，躍出屋外。
—霍普森受傷頭破血流—
這時整座代辦處已被火海包圍，上空一片通紅，這一群英國人逃了出來，馬上被紅衛兵發現。據代辦處官員回憶：
「公使（指霍普森）的頭被棍棒擊破，鮮血直冒，但大家都覺得有死的危險，也就顧不了許多，四方八面有手掌伸過來摑打我們，拳如雨下，我們都不敢還手。」
「有些女秘書被拖著頭髮，有些裙子也被拉了下來。」
但是這群英國人總算是突圍而出，奔上正門對開的路上，其中一位外交官，以中國語向街上的人民解放軍士兵大叫道：「你們是軍隊，有義務救我們出險吧！」
這些士兵今晚被派來這裡的原因是不待說明的，他們是來保護英國人的嘛！於是一班英國人站在鄰家的石牆之下，兵士們在他們前面排排站，成一半圓形，換句話說，侮辱與侵攻，到此為止。
在文化大革命中，暴徒、軍隊、及公安局員之間的關係，是外間人所不能理解的，試問軍隊既可在外面保護，為什麼不在代辦處內保護？如果用西歐的概念來想，這是簡直是完全說不過去的。
所謂文化革命是：執行機關不可介入群眾行動，照毛思想所說，暴徒「造反有理」嘛！
當英國人悉數出逃後，消防車活動立刻開始，把英代辦處的火焰淋熄。
在這次暴行中，受傷最重的是霍普森，他頭部所流的血，把裇衫和外套都染紅，公安人員替他用白繃帶包紮了頭部，有趣的是，這些白繃帶原來是從前美國運給國民政府的醫藥用品，尚有英文說明「將此部份貼向患處」字樣。
霍普森在二次大戰中諾曼第之役指揮登陸，是個獲授十字勳章的勇士，英政府後來念他在這次受難中表現了很好的忍耐力，對改善中共關係，著有功勞，乃頒予爵士榮銜。
全體被救出時，已是凌晨二時半，兵士們用卡車把他們運到安全地點去。
直到一九七零年為止，英國代辦處一直在那個成為廢墟的館址辦公，用意在以誌不忘。
—幽禁期中決心學中文—
格雷在他的自述中，有特別提到在被軟禁期中得到一本在香港買來的瑜伽術，解救了他的寂寞，而另一件可以消磨日子的，莫過於學習中文。
格雷說他學中文，始於一九六八年聖誕節過後大概四天，習慣上，廚子把晚餐送來時，都順帶放一張「人民日報」，因為不懂中文，對於這份報紙，只像看到紙上印有一堆油墨而已。
關於學中文的經過，格雷寫道：
「每次我看這份報紙，在感覺上所能理解的中文，大概只有『香港』二字，但是我最肯留意的，是有否關於格雷的報道，結果，給我發現了報紙上有『格雷』二字。
「或問，你為什麼懂得格雷二字呢？原來我被囚禁的寓所牆壁上，到處都有「打倒格雷」的黑油字。
「接着我憑常識認出了「路透社」字樣。
「1969年1月，我自己立誓要在恢復自由之前，『征服』了毛澤東的祖國語文，我記下了一千兩百個中文字彙，打算花四個月時間內全部認熟它，又不停地利用人民日報的空白處練寫漢字，老實說，中文的寫法和發音，比希臘文和拉丁文要難得多，因此需要努力和忍耐。
「但無論如何，經過了拼命的努力，我總算看懂了報載的『戴高樂辭職』；到了四月底，我已完全認識了一千二百個常用漢字，即使談不上完全懂，但無論如何總算可以閱讀人民日報了。
「自從認識了中文之後，我開始關心到守衛們日常談話，藉以判斷文化革命的進展情況。
—守衛們偷看裸體圖片—
「兩年來，已有七八十個守衛輪流來監視我這個反動記者，他們經常以十二人為一隊，分布各處來看管我。
他們每早先合唱禮讚毛澤東的東方紅，並取出毛語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的最高司令，偉大舵手」一番，然後說：「毛主席教導我們⋯⋯」
「依我說，他們都是『舵手』——禮讚老毛的舵手。
「但無論每日過着如何有規律的生活，他們總算是現代的青年人。
「他們常常打開我的冰箱，取出冰來，然後到我的酒櫃去拿威士忌或其他酒類來喝。
「我也知道某守衛常上二樓，目的是去翻我的書櫃，因為當夜班的守衛入睡以後，他便一定上二樓，我聽到打開書櫃的聲音。
「這書櫃裡並沒有什麼貴重品，只有『生活』、『花花公子』、『秘密眼』、『笨拙』等畫報；而花花公子之類畫報中，常有彩印的紅毛碧眼裸體圖片的。
「我想他看到這類一絲不掛的白種人裸婦像，一定會屏息以觀，這會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全裸的女體吧……。
「他會覺得看到這樣的『好嘢』是自己的特權吧！
「當我看到這衛兵面有得意之色時，我也禁不住替他高興。我暗想，這輩終於毛澤東的守衛們，內心是否也和西方的年輕人一樣，有着性的解放的願望吧？」
***
春秋雜誌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日第３２８期
路透社記者格雷筆下的北京噩夢記
幽居八百零六日忽獲喜訊
文／南來客
格雷在這一節中提到紅衛兵的勢力沒落，居然也使到身被囚禁的他也感到徵兆。他寫道：
—黑油標語一一被清除—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我的寓所大門被打開，一群男子走進來。兩年前被紅衛兵凌虐的記憶猶新，我暗想莫非他們又來找麻煩了？
「但這次來人並不是紅衛兵，外表衣著看來他們穿的是藍色工人裝，帶了許多木料、工具和大批的砂紙，不久，但覺得屋外一片擦砂紙的聲音。
「原來他們把牆上所寫的黑油標語一一擦掉，什麼『打倒格雷』、『打倒英帝』，統統像魔術一般失蹤了，最後竟連『毛主席萬歲』、『文化大革命萬歲』也片甲不留。
「這種舉動令人想到北京領導階層有了大變化，最低限度，可以肯定我的拘禁生活將逐步放寬。
「工人們最初只在屋外擦砂紙，後來由外至內，連走廊通道，樓上樓下，凡是標語都得擦得一乾二淨。
「那是我不能忘記的一日——五月三十日早上，公安局的通譯和衛兵長一起走進我的房間來，說：『今早有兩三件事要通知你！』
『於是兩個人從袋裡同時取出一張紙條，由衛兵長朗讀中文，然後通譯讀英文：
『今後由每早十時半至十二時，又由下午四時至五時半，你可以自由使用天階和二樓的三個房間，但你事前必須通知衛兵。』
『窗戶和門不得擅行開閉，也不准出露臺，在二樓可以自由拿出書籍或收音機，入房後也可關門。』
『有疑問沒有？』
「總算是緩和了我的拘禁，但窗門依舊被釘封，相信是恐怕我跳樓尋死吧？
「後來我知道，這項緩和措施，是由於香港政府減免了一些左派記者服刑期限之故。
—幾乎聽不懂本國語言—
「於是，兩年來第一次，我單獨一個人，回到了二樓的『家』。在房間裡檢點了一下各樣物品，發覺那具仙力乎短波收音機仍然可用，不禁大喜，而從二樓窗前，也可遙望睽隔已久的北京紫禁城。
「下午三點，我打開短波收音機，兩年來第一次聽到了祖國語言。初聽幾乎全聽不懂他在講些什麼。轉到東京美軍廣播，他們正在轉播棒球賽。
「我在BBC海外新聞報告中知道了『文化革命』的新形勢，例如劉少奇已被整肅，林彪成為毛澤東的繼承人等，都是現在才曉得的。
「我也從收音機聽到了戴高樂戲劇化的下野——幾星期後英國防大臣希利訪港，發表談話說：『到了香港在十月間釋放全部左派記者時，路透社駐北京的記者格雷大概也會獲釋了吧』等等。
「當然，對我來說，那是喜訊！獲釋有期嘛，那豈不是可以回到倫敦嗎？
「七月十四日，英代辦丹尼遜偕二等書記官嘉薩克來訪，以前他們前來，只限見面廿五分鐘，今次則准許延長到四十五分鐘。這兩人都很肯定的說：
『十月三日香港將釋放全部左派記者，相信你的獲釋也可以在這時前後實現。』
—軟禁期中生活費自理—
「從那時起過了兩個月後某日，有一次我上了二樓之後，他們清掃了我所住的樓下小房間，當我回來時，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原來房間裡的黑油標語，甚至毛主席的肖像，也全部拿走了。屋內牆壁居然髹得白白的，就像準備迎賓一般。
「我依然不放鬆學習中國語和暗誦『毛主席語錄』，一方面也算算這些時來給了多少錢那廚子（按：格雷自稱要按時簽字讓廚子到銀行提款付飯錢），一算之下，兩年來已付給了中共四百鎊，平均每個月在十五鎊以上。不過這些錢已包括了房租、寓所維持費、及三個中國籍僱員（廚子、洗衣等在內）的薪金食用在內，換句話說，在被軟禁期內，不算花過很多錢。
「可是，我又不曾違反過北京的法律，但自由卻被剝奪，而又要自行負擔生活費用，真是像什麼話？像什麼世界呀！
「北京政府對於我那個關在車房兩年的福士房車，也一樣要徵稅呢！
—盼望的日子終於到來—
「北京已入深秋，那個暗地約好的日子——十月三日終於到來，這是等了多麼久才來到的一天啊！不過好容易等到這一天，而這天什麼動靜都沒有，很快又天黑了，我反而不安起來了。
「第二天，十月四日是星期六，早餐畢，忽見有一群穿藍色工人服的男子到來，原來他們動手拆除窗戶的釘。」
格雷描寫他獲釋前夕的情景花了許多筆墨，他說從收音機聽到無數關於他即將獲釋的消息，但是他依然故我，仍在被軟禁中。不過可喜的是他接連看到另外一些工人到來修理電話綫，不久，連那一副電動打字收報機也恢復活動了，這種得得聲響，不開已兩年多，果也，這天公安局的通譯和衛兵長又出現了，他們說：
「請你到外交部去一次，快一點換衣服吧，十五分鐘內要到達。」
格雷繼續寫述他前往中共外交部聆聽獲釋令的經過：
「自一九六七年七月以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北京的美麗市街，無論哪兒的牆壁，都已看不到紅或黑的標語，這個被大字報埋葬過的古都，仿佛已從噩夢中醒過來。
—又進入了那間應接室—
「在外交部新聞局的應接室，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七月我被引進的同一地方，一個戴眼鏡、穿綠色衣服、面無表情的人坐在沙發。
據說那人名叫陳先生，他後來向我宣讀一項文告，由通譯譯給我聽。內容是：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們限制了你的自由，乃因我們在香港的記者受到非法的扣押。我們曾再三再四表明，英國當局要是把我們的記者全部釋放，即你的自由亦可恢復。
『坦白說，我們對於曾經說過的話，必定實行。
『現在由於我們的記者已全部獲釋，故由今日起，閣下的行動亦可恢復自由。一切情況將回到一九六七年七月以前。
『但是，你作為一個駐北京的記者的居留期限，已於一九六七年九月告終。
對方繼續說：『不過那是你個人的問題，與我們無關。』
我問：『可以更改嗎？』（格雷自按：我哪裡還想住下去，我只是想堂堂正正地離開罷了！）
「你可以申請的。」
「你們會批准麼？」
「如你申請，大概可以吧！」
他這樣答，總算是對於「行動自由」定義作了確定。於是我又問：
「我從這裡步行而出可以嗎？」
「我們將用車送你回去。」
「難道不可以步行回去？」
「我們送你回到門口。」
「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步行的自由了？」
「我們已準備好用車送你。」
—周恩來丹尼遜的對話—
「我坐了公安局的車子回到寓所，只有一個衛兵出來，我下車後，他就上車離去，八百零六天以來，我獲得的自由就是從外面走入正門！
「寓所裡一個人影都沒有，我離開不過一小時，現在卻發現衛兵們的裝備和其他用品都已不知去向。
「在二樓的枱上，放著一大包東西，打開一看，原來是母親從倫敦寄來的毛衫和書籍，那是一九六七年的聖誕節禮物，到現在才給我。」
當晚，在中共國慶節一個祝賀晚會上，周恩來總理向英代辦丹尼遜說：「格雷已放了，他已自由。」
作為一個北京政府領袖，向英國代表說話是兩年來第一次。周恩來大概不講英語已久，所以發音略帶生硬。
「但是格雷還是不能離開中國呀？」英代辦說。
「他要住下去就住下去好了。」周恩來答。
「我想他不打算再住下去了。」
周恩來不直接答覆，卻顧而言他：「今晚他來了沒有？」
「不，他沒有來。」英代辦答。
以上就是周恩來和英代辦的談話，周是知道這位新任英代辦能講流利北京話的，可是他偏偏全部英語對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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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文革外，格雷亦曾到西貢（今胡志明市）採訪，但與此主題關係不大，故不予收錄，有興趣者可以自行查閱。】
2006年8月25日《人民報》〈英前官員憶文革噩夢：火燒英國代辦處〉
https://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6/8/25/41437pb.html
2009年The Baron，由格雷的繼任人（路透社駐京記者）Vergil Berger所寫，Making the best of it - Anthony Grey's China ordeal in the 'raw'
2019年10月13日英國《衛報》From the archive: the western journalist who spent 777 days under arrest in China in 1967
2019年10月15日香港《南早》‘A political hostage’: the British journalist detained in China for 27 months in reprisal for Hong Kong’s jailing of Chinese counterpart during 1967 riots
2020年12月9日，加拿大最大智庫MLI把中國扣留兩名Michael （康明凱、斯派佛）一事和文革期間扣留格雷相提並論，並引述格雷一書的部分文字：THE #FREECHINAHOSTAGES CAMPAIGN: CHARLES PARTON
https://www.macdonaldlaurier.ca/freechinahostages-campaign-charles-pa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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